司马光人才思想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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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人才思想简论 谢继忠 司马光，字君实，陕西夏县（今陕西夏县）人。他是我国著名的史学家，又是北宋中叶政治舞台上的重要人物。目前学术界对司马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史学思想、哲学思想和治学方法等方面，而对其人才思想却有所忽视，偶有所论，也很简略。①我们认为，司马光对历史兴衰治乱历史的研究，并结合自己长期的做官实践活动和体验，提出了独到精辟的人才 的参考思想。在今天仍具有一定意义。 司马光的人才思想主要贯穿在《资治通鉴》及大量的上疏和对应之辞中。本文以拟缘着上述两条线索对司马光的人才思想作以初步探讨。 治国之道，在于用人 北宋时期，冗官充斥朝廷，冗兵为患，封建官僚集团腐败不堪，国势益贫益弱，小规模的农民起义不断爆发。司马光深知国家危机深重，在洞悉历代兴衰治乱和用人得失的基础上，面对现实，大声疾呼选用贤才，这对北宋统治者来说无疑是一声警钟。在多次上疏中指出：“为政得人则治。”“为政之要，在于用人，赏罚善恶而已。”③从三个方面提出最高统治者“人君”的职责，首要的一点就是“量才而授官。”治平二年（公元1065年）向英宗上疏，提出宜“选用英俊，循名择实，赏功罚罪”，若能“虚心从善”，④行以至诚。就能达到治国的目的。治平思念，上疏提出治国的三要决，即“得人”，“信赏”，“必罚”。而且不无感叹的提出：“臣获事三朝，皆以此六言献，平生力学所得，尽在是以。”⑤由此可见，作为一代人主，能否使国家达到至治，关键在于选用贤才，这是治国的根本。 在《资治通鉴》及其附论中，司马光特别强调选用贤才对治理国家的重要作用，并把历史发展源泉和封建王朝成败的主要原因，归结于能否用人。同时指出，不但要善于任用本国人才，而且要善于任用敌国人才，并举 周得微子而革商命，秦得由余而霸西戎，吴得伍员而克强楚，汉得陈平而诛项籍，魏得许攸而破袁绍的例子，来说明“彼敌国之才臣，来为己用，进取之良资”⑥的道理。 在《资治通鉴》中，司马光大写特写刘邦君臣议论秦朝覆灭，项羽败亡和唐太宗与魏征等大臣讨论如何治国，如何用人的生动故事，通过汉、唐这两个“治世”典型的剖析，来进一步述评用人对朝代兴衰的直接影响，以表达、论证自己的观点和用人主张。在《资治通鉴》卷239又着意引用了柳宗元的《梓人传》和《种树郭橐驼传》，来警喻宰相和郡守、县令在用人与处理政务时，都必须遵守自然的法则，不能随心所欲。且说：“此其文之有理者也。”胡三省进一步阐明其引用录的根本原因，即“以其有资于治道也。”总之，通过历代用人经验的总结，为北宋统治者提供“史鉴”，这是司马光编修《资治通鉴》的根本目的。诚如他自己所说“辰今所述，止欲叙国家之兴衰，著生民之休戚，是观者自择其善恶得失，以为劝戒。”⑦ 在《资治通鉴》附论中，同样贯彻了上述基本思想。司马光在评述汉武帝时指出：“天下信未尝无士也！武帝好四夷之功，而勇锐轻死之士充满朝廷，辟土广地，无不知意。及后息民重农，而赵过之俦教民耕耘，民亦被其利。此一君之身趣好殊别，而士辙应之，诚使武帝兼三王之量以兴商、周之治，其无三代之臣乎！”⑧这说明只要君主爱好并善于招揽人才，就会出现人才云集的局面，君主才能充分施展其包负。着也正是君主开明与昏暗的区别所在。在评论汉光武帝时指出，光武帝即位之初，群雄竟逐，四海鼎沸，而光武帝仍能扫平宇内，重建一统，就在于“独能取忠厚之臣，旌循良之吏，拔于草菜之中，置诸群公之首”，“所知先后而得其本源”。⑨认为把用人放在第一位，这是光武帝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在评论刘邵作百官考课法时指出：“为治之要，莫先于用人，而知儿女之道，圣贤所难也。”⑩统治者必须以“至公至明”的态度选贤用人，才能治理好国家。 德才兼备，以“德”帅才 在古今人才思想中，衡量人才最基本的标准就是德才标准。由于历史 时代的不同特点，存在着对德才标准的不同理解和不同要求。其中德与才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同等的，不能等量齐观。曹操在选人时只注重“才”，而不问其德行。司马光则坚持了人才思想史上德才兼备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标准，认为“德”是衡量人才的根本标准，“才”只是第二位的标准。在《资治通鉴》的第一篇附论“才德论”中，司马光精辟阐述了这一基本思想。“臣光曰：志伯之亡也，才胜德也。夫才与德异，而世俗莫之能辨，通谓之贤，此其所以失人也。夫聪察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之谓德。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云梦之竹，天下之劲也，然而不娇揉不羽括，则不能以入坚。棠溪之金，天下之利也，然而不镕范，不砥砺，则不能以击强。是故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皆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夫德者人之所严，而才者人之所爱，爱者易亲，严者易疏。是以察者多蔽于才而遗于德。自古昔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余而德不足而至于颠覆者多矣，岂特智伯哉！故为国为家者苟能审于才德之分而知所先后，又何失饿之足患哉？”⑾这里提出了“才者，德之资，德者，才之帅”的命题，和前人相比，他更全面，更正却地阐述了才与德的辨证关系。这是人才思想史上对德才关系最精辟的论述，对现代社会中的德才关系仍有启示。 司马光主张“取士之道，当以德行为先，文学为后。就文学之中，又当以经术为先，辞采为后。” ⑿怎样考察德呢？司马光认为，不但要看当时的德行，还要看其过去的德行，引《易》曰：“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蓄其德。” ⒀虽然司马光所强调的“德”是封建士大夫之“德”，即是对封建统治阶级尽忠尽诚，尽职尽责。所谓“才”，是维护“德”的表现形式的见解，在今天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关于“才”的标准，司马光认为：“人之才，或长于此而短于彼，虽皋、夔、契，各守一官，中人安可求备！故孔门以四课论士，汉室以数路得人。若指瑕掩善，则朝无可用之人；苟随器指任，则世无可弃之士。”⒁如果求全责备，那么朝廷就没有一个可用的人才；如果按才能之高下，量才而用，那么天下就没有被遗弃的人才。内外诸官，若能“精择其人，使之各举其职”，⒂或者“各随器能，临时任使”⒃ 使人尽其才，治狱之士、才尽其用，那么天下便可得而治。治经之士 司马光还把人才分为治经之士、治狱之士、治兵之士、择言官等类型。对这些人才提出了不同的要求和不同的职责范围。治经之士，必须做到“记览博洽，讲论精通”；经之士，必须做到“曲尽情伪，无所冤抑”；治财之士，必须做到“仓库盈实，百姓富足”；治兵之士，必须做到“战胜攻取，敌人畏服”。⒄谏官必须是“不爱富贵，重惜名节，晓知治体”。⒅故百官都应有各自的具体要求和衡量的标准。这种用不同的标准衡量不同的人才，择其长而用之的用人主张，在今天仍有积极的意义。 精选慎荐，考察黜陟 在选举人才的制度和措施问题上，司马光强烈抨击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向北宋统治者提出选荐、择用、考绩人才的具体办法和措施。 司马光认为九品中正制是魏晋选举制度的最大弊病，引沈约论曰：“魏武始立九品，兼以论人才优劣，非谓世族高卑。而都正（即州中正）俗士，随时俯仰，凭籍世资，用相凌驾，遂成为法。周、汉之道，以智抑愚；魏、晋以来，以贵役贱；世庶之科较然有辨矣。”⒆故九品中正制选人“唯论门户，不问贤能”，“所失弘多”，其结果是“官邪国败，不可纲纪。”司马光尤觉言未尽意，更感叹地评论说：“选举之法，先门第而后贤才，此魏晋之深弊，而历代相因，莫之能改也。”⒇故九品中正制是压抑、埋没人才的制度， 要真正选用贤才，必须革除这种弊政。 司马光提出的选举措施，基本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 广泛荐举，层层择用 司马光做宰相期间，向哲宗提出了一套完整的选荐人才的办法，指出既不能只选熟识之 人，又不能只选有资历之人，“若专引知识，则嫌于私；若止循资序，未必皆才。莫若使在位达官各举所知，然后克协至公，则无遗贤矣。”建议朝廷开十科取士。凡职事自尚书至给、舍、谏议大夫等，寄禄官自开府仪同三司至大中大夫等，带职官自观文殿大学士至待制等。每年必须在十科之内举荐三人，而且要写荐状，交给朝廷的中书机构，制籍记载。朝廷需要人才时，即按登记在籍的科类查询，选取被荐者处理一些事务。经试用考察后，有政绩者再记录在籍。待内外官有空阙时，再取试用合格的人才随科授职。如果任官以后没有政绩，那么举荐者就要以谬举治罪。这样才能“人人重慎，所得皆才。”②哲宗因此下诏,让内外各级官吏举荐人才。 第二， 主张试用制 如上所述，司马光特别强调试用这一选举的重要环节，曾指出：“朝廷即令臣僚各级所 知，必且试用，待其不职，然后罢黜，亦可并坐举者。”①这就是说，各级官吏荐举的人才必须经过试用，考察其能否胜任。对能胜任者加以晋升，同时对荐举者给以重赏；对不称职者，罢黜其职，同时对荐举者给以重罚或治罪。这样就把荐举、试用和赏罚三个方面结合起来，使人们谨慎举荐真正的人才。这是选拔人才的一项基本方法和一条重要措施。 第三，严格考试制度 根据司马光的观点，举荐、试用和考核是选举制度的三个基本环节，缺一不可。司马光很赞同古人“疑则勿任，任则勿疑”②的观点，认为人君治理天下，内外诸官数以万记，必须严格考核制度，即一定要“考察黜陟”，这些工作必须委任有司，不能一手独揽。他说：“凡为人上者，不待人君而已。太守居一郡之上，刺史居一州之上，九卿居官属之上，三公居百执事之上，皆用此道以考察黜陟在下之人，为人君者亦用此道以考察黜陟公卿太守，奚烦劳之有哉！”③就是说严格考标制度以后，自上而下层层考察，有能力有政绩者加以任用，无才无绩者罢黜、淘汰，这样才能建立一支精明强干的官僚队伍。司马光的这一关点极有见地。 总之，司马光的人才思想从历史和现实的制高点上，对人才的作用、德才标准、荐举和考绩的方法，以及赏罚原则等各个方面进行了深刻的论述，提出了一系列独到深刻的见解。这是我们今天可资借鉴的东西。同时应当指出，司马光的人才思想及其实质都是为封建统治服务的，旨在维护封建统治机器的正常运转。因此，他只注重少数杰出人物的历史作用，把人才的范围仅仅局限于封建帝王和各级官吏这些政治和军事人才方面，鄙视科学技术人才、文化人才和农业、商业等方面的人才，从根本上蔑视广大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这即是古代人才思想的严重缺陷，也是历史和社会的局限所致。 注：①李树喜：《中国人才史稿》第142—144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 ②《续资治通鉴》卷79，哲宗元佑元年 ③同上，卷61，仁宗嘉佑八年 ④同上，卷63，英宗治平二年 （下转93页）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857b501a964bcf84b9d57b3c.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