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从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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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从诫：今生为绿，来事为公 10月28日下午，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首任会长梁从诫先生因病在北京辞世，享年78岁。梁从诫先生因显赫的家世——祖父梁启超，父亲梁思成，母亲林徽因，后半生献身环保而为公众所知。他被誉为中国民间环保“第一人”。 世间已无梁从诫。即使他不发声，人们也习惯于从他的存在中寻求力量。 令人深感意外的是，全社会都在为他的离去发出悲鸣。学者、政府官员、环保人士自不必提，很多企业家、公众人物，甚至普通百姓都在参与悼念。人们本以为，老人晚年的影响力主要在环保领域。事实证明，并非如此。 曾经，他的讲座只有5个听众。今天，当全中国都是他的听众，他却不再开口了。 2006年，梁从诫遭遇交通事故，从此病卧在家，逐渐思维模糊。逢年过节，当他的追随者们来到面前，他已认不清每个人的身份，但嘴里依然说着：“你是自然之友的，你是自然之友的……” 自然之友建立之初，发起人还没有“NGO”的概念，随着对中国环境问题和社会现实的深入，它打破了血缘、地缘、业缘这些传统的组织脉络，开始真正通向不设边界的现代公共生活。 但它收获的挫败感，远多于成就感。梁从诫曾经每天接无数电话，电话的另一端，环境投诉从四面八方涌来。日复一日。 1998年，打击盗猎、保护藏羚羊的野牦牛队在赴京演讲后突遭解散，稍许高调招致了灭顶的命运。亲自协调演讲事宜的梁从诫，陷入了沉默。他对伙伴们无力地说：“怎么会这样？我心里难受。” 他一次又一次强烈地感觉到：封建主义的鬼魅，依然游荡在这个千年大国的上空。 他私下里质疑：“我们到底能改变什么？”在执掌自然之友的最初几年里，梁从诫空前谨慎。作为缔造和保护这个稚嫩机构的人，他彼时的孤独几乎无人可诉。 多年之后，当我们的国家在现代道路上走得更稳健之时，无人了解他那时的落寞。然而，这就是他存在于那个时代的价值。 我们不能想象，在并不久远的那个年代，如果不是凭借名门之后的特殊影响力，自然之友这样一个试图以民间行动贡献于社会的机构，怎么可能掀起一定的社会波澜；我们更不能想象，如果不是凭借政协委员的特殊影响力，“保护滇西北原始林”的呼吁书，怎么可能送达国务院副总理的手中？滇金丝猴的生存困境，又怎么能得到缓解？同样不能想象，如果不是梁从诫本人过硬的家学素养、极佳的英文和国际交流能力，英国首相怎么会回信赞同禁绝藏羚羊绒贸易？今天，当成龙在公益广告中一遍遍地说着“没有贸易就没有杀戮”之时，人们难以想象：十多年前，这是惊世骇俗之念。 后人将更难想象，在政治上刚刚解禁的那个时点，如果不是这样的特殊身份和特定影响力，中国民间公共参与的第一步将如何迈出。 历史无法假设。西南联大避居重庆李庄时，林徽因女士曾对幼小的梁从诫说：如果李庄沦陷，就证明中华大地已经倾覆，自己就跳江而去，绝不当亡国奴。可就在战事难测、颠沛辗转的途中，梁思成先生依然要求学生每天削好铅笔，对功课不得有丝毫马虎。 不问他人如何，做自己应该做好的事，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内心素养。梁从诫曾经自嘲：我们一家三代都是失败的英雄。他同时体会着最强的生命能量和最深的无力感。直至今日，自然之友还是一个挂靠在中国文化书院下面的二级机构。 中国公民社会的初生和幼年，也许在客观上依靠文化的传承，也许要在特殊的佑护下呼吸，却也必须在某一个时刻斩断依赖，突破自身，有勇气和能力与童年作别，靠成千上万的普通人，真正站立起来。 梁从诫的独特影响力，正是他运用个人影响、高层私交撕开了公民行动的一角，但同时他也必须将自然之友推离这样的行动模式。这是梁从诫遭遇的悖论，是民间环保运动遭遇的悖论，也是中国现代性道路上的强大悖论。 我们祈祷：世间再无梁从诫，祈祷中国不再需要以强烈的个人色彩，来推进现代精神的奠基。祈祷日后每一点一滴的进步，都来自你我这些普通人的思维和行动；我们向先生的背影深深致敬，并且彼此勉励。 “自然”痛失老友 梁从诫先生二三事 我与梁先生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认识的，可以说是一见如故。在谈起一些往事时，也会涉及两家先人。 梁从诫先生与我家三代相识。我父亲牟宜之的姨父系同盟会北方负责人、国民党元老、中常委丁惟汾，他是清末民初社会活动家与著名训诂学者，与启超先生曾相识；家父牟宜之在北京刚解放和建国初期，分别担任市与国家城市建设有关部门负责人，与梁思成先生有过交往。 记得一次聊天，谈到北京的城市建设和老城保护，我们各自讲述父辈的一个故事。家父在1949年3月，被叶剑英点将到当时的北平市建设局，准备迎接开国建都。在“文革”流放北大荒时，家父曾与我讲过古代的州府即当时的城市，“州者，川之埠也”。城市一般都是依川而建，临水发展，老北京无水，新北京尤其是中央行政区应沿永定河而建。但是他的见解与当时要急切进城坐庄的主流是相悖的。因而他只干了短短半年建设局长就被免职了。无独有偶，梁思成先生在1950年代提出梁陈方案更是出于对古城的保护。梁从诫先生告诉我，当初这种说法被极左路线视为“资产阶级不叫我们进城”，在以后的城市建设中，拆城墙，毁城楼更是让梁思成先生痛心疾首。但当时极左路线的一些观点是“资产阶级教授不懂历史，不知道城墙是干什么用的；可以告诉他们，城墙是挡农民起义军的，我们就是农民起义军，而且我们已经进城了，城墙还有什么用？！”终于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北京的城墙城门如同犁庭扫穴，毁于一旦。 我长期从事环境保护工作，与梁从诫先生相交甚笃。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叶，梁先生从大百科辞职到中国文化书院创建绿色分院，即“自然之友”。初期比较困难，而环保部门在当时也还是个弱势部门。一次活动中，梁先生同我聊起新成立的“自然之友”需要政府环保部门的支持。我当时任国家环保局政策法规司副司长，正奉命起草组织第三次全国环保大会的文件，并在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当时，我刚陪同领导访问过韩国，亲眼所见韩国NGO社区环境工团发挥重大作用，成为环境部的坚强后盾和同盟军。基于此，我对梁先生说，应该建立一种环境保护的公众参与机制，形成一种制度，来改变当时环保部门孤军作战和环保社团没有法律地位的被动局面。第四次全国环保会议是个契机，后来在会议文件起草过程中，特别在国务院《关于环境保护若干问题的决定》中专门增写了“建立环境保护公众参与机制，充分发挥民间社团作用”这一条。在国务院领导的工作报告中，充分肯定了“自然之友”，指出这类民间社团“对于提高全社会的环境公德，树立全民族的环境意识发挥了很好作用”，并要求各级政府对环保社团“大力扶持，积极引导，鼓励其健康发展”。梁从诫先生非常关注这些内容的顺利通过，多次与我联系，鼓励我在讨论中据理力争，为中国环保民间社团开拓生存发展的空间。这些内容在几次讨论中曾遭质疑，但经解释最终得以通过。当领导讲话播出，国务院文件下达，梁先生高兴的心情溢于言表。 在以后的紫坪铺、怒江、圆明园建设工程的公众参与中，梁先生及他所领导的自然之友一直成为环保部门的同盟军和支持者，发挥了重大作用。 当然，在与梁先生的交往合作中，也有过一次遗憾。本世纪初，北京市开拓两广路，贯通广安大道，要经过菜市口，我和几个朋友出于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想通过梁先生在“两会”提出菜市口建“戊戌变法六君子蒙难地”遗址的提案，当时梁先生是政协常委。在与梁先生沟通时，他非常赞成并要我代为起草。两会如期开过了，两广路也大兴土木，拓宽贯通了，然而“六君子蒙难地”却无影无踪。会后我问梁先生对提案有什么反馈，梁先生说，这个提案与当时会议氛围不太相称，也就没有提交。我们深为错过那次机遇而遗憾，但细想起来，梁先生没有提交定有他的道理。 对我而言今年是悲痛之秋，就在梁先生仙逝前四天，我的母亲驾鹤西归。这几天忙于办后事，几乎跑遍京郊所有墓地。在从昌平天寿园回城的途中，接到梁先生于两小时前离世的消息，突发奇想：梁先生作为杰出的民间环保人士，他的殡葬应该是绿色的。我当即与他的老伴联系，建议以树葬的形式安葬梁先生，即领养一棵树，将骨灰洒在树下，先生的名字刻在一块自然石上，随着树木的成长，梁先生的灵魂也会一步步升上天堂……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85b21ae3524de518964b7d6c.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