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屈原论争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汉代初年至西汉宣帝时期，第二阶段为西汉元帝年间至东汉和帝时期，第三阶段为东汉安帝时期至东汉末。汉代士人对屈原的论争体现出汉代学术观念的变迁：第一阶段以黄老之术治国，此阶段士人对屈原持肯定态度；第二阶段为儒学独尊时期，此阶段扬雄、班固、贾逵等人对屈原持批判态度；第三阶段为经学的中衰时代，王逸、应劭、荀悦等人又极力提高屈原地位。 正面评价 刘安称《离骚》兼有《国风》、《小雅》之长，它体现了屈原“浮游尘埃之外”的人格风范，可“与日月争光”。其后，司马迁为屈原作传，不仅照录了刘安的这些警句，还进一步把《离骚》和孔子删定《春秋》相提并论。他称前者“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 班固明褒实贬评论屈原辞赋”弘博丽雅，为辞赋宗。后世莫不斟酌其英华，则象其从空。“评价屈原其人”虽非是明智之士，可谓妙才也。”他与先前的刘安出现了分歧。关于屈原人格评价问题，他在征引刘安关于可与日月争光的观点后说：“斯论似过其真。”班固对屈原展开正面批评。 王逸：膺忠贞之质，体清洁之性，直如石砥，颜如丹青；进不隐其谋，退不顾其命，此诚绝世之行，俊彦之英也。 刘勰的《文心雕龙》，又概括王逸的观点，写了《辨骚》一章，除证明屈原作品有异于《风》、《雅》的四点以外，也有同乎经典的四事。 洪兴祖是继王逸之后整理、注释《楚辞》的又一著名学者。他曾得诸家善本，参校异同，成《楚辞补注》一书。洪氏对北齐颜之推所谓的“自古文人，常陷轻薄，屈原露才扬己，显暴君过”之说，甚为不满。他从儒家伦理观念出发驳之云：“屈原，楚同姓也。同姓无可去之义。”而孔子是提倡士“见危授命”的。因此，洪氏为屈原的自沉辩护说：“同姓兼恩与义，而屈原可以不死乎？”那么，屈原又为什么不离开楚国呢？洪氏以为，这是由于当时“楚无人焉，屈原如去国，则楚必从而亡”。因此他说：“屈原虽被放逐，又徘徊而不去楚，其意是生不得力争强谏，死犹冀其感。”（按：指楚王悟而改行）由此亦可见，屈原“虽死犹不死也”。 朱熹对《诗经》和《楚辞》极为推崇。他为《楚辞》作的《集注》也足以媲美其《诗集传》。朱熹注《离骚》中“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云，此乃是屈原“托为此行，周流上下，而卒返于楚焉；亦仁之至，而义至尽也”。如此体会屈原眷恋楚国的思想情感，可谓深入了一层。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继吴起之后，在楚国主张变法的政治家就是屈原。他是在楚国推行“法治”的政治家，是一个黄老之学的传播者。他在文学方面成就太大了，所以他的政治主张和哲学思想为他的文学成就所掩。其实他的文学作品也都是以他的政治主张和哲学思想为内容的。他的文学作品之所以伟大，正是因为它有这样的内容。” 近现代 梁启超首推屈原为“中国文学家的老祖宗”。 鲁迅《汉文学史纲要》：较之于《诗》，则其言甚长，其思甚幻，其文甚丽，其旨甚明，凭心而言，不遵矩度„„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 张正明《楚文化史》：老子学派的发展有两个趋向：其一是发展为庄子哲学，其二是发展为稷下精气说。稷下精气说在南方的代表是屈子哲学。 郭沫若：“伟大的爱国诗人”，一颗闪耀在“群星丽天的时代”，“尤其是有异彩的一等明星”。 闻一多评价屈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有充分条件称为人民诗人的人”。 毛泽东说：“屈原的名字对我们更为神圣。他不仅是古代的天才歌手，而且是一名伟大的爱国者，无私无畏，勇敢高尚。他的形象保留在每个中国人的脑海里。无论在国内国外，屈原都是一个不朽的形象。我们就是他生命长存的见证人。” 陈志岁《屈原》：“浩气干霄汉，沉湘忠佞分。材堪佐明主，无计事昏君。”（《载敬堂集·江南靖士诗稿》） 《中国文学史》作者龚鹏程评价屈原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伟大的爱国诗人”。 《中国大百科全书：文学》主编胡乔木评价评价屈原为“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奠基人”。 负面评价 班固：“与日月争光云云，斯论似过其真”，“露才扬己，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沉江而死”。 杨雄：过于浮、蹈云天。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922d0ad9c9d376eeaeaad1f34693daef5ef7136c.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