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害社会学中的城市社区应灾能力研究 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给中国的社会学者提供了天然的实验场，使得多年的纸上谈兵式的理论探寻有了用武之地，社会资本、社会脆弱性、社会支持、社区抗逆力、社会生态韧性、永续社区等一系列视角得以融入灾区重建中，社会学家终于为灾害社会学的应用性找到了展现的平台。在由社会、社区和家庭三个层面构成的社会应灾体系中，社区处于“上传下达”的枢纽位置。社区可看作灾害应对过程中的一个基本应灾单位和关键行动者，在此基础上考察影响其灾害应对能力的因素。 一、社区脆弱性的内涵 社区脆弱性即社区在外界威胁作用下，因自身的某些敏感性或弱点而可能存有的易损性或易受攻击性。易受攻击程度、敏感程度、应对能力和恢复能力，这几个方面是评判一个地区对某种突发事件脆弱性的主要指标。易受攻击程度是指容易遭受攻击的程度；敏感程度是指遭受攻击后造成损害的严重程度，一般是指遭受攻击单位功能的重要程度；应对能力是指应对灾害或者事件的设施防备情况；恢复能力是指恢复到正常状态的能力。相同的灾害体对于不同的承载体所造成的损失是不同的，而相同的承载体面对不同的灾害体所遭受的损失也是不同的，因此当一个社区在面临各种可能的突发事件时，要根据不同的突发事件或者灾害体对社区脆弱性进行分析。 二、社区应灾能力 關注社区应灾能力的三个主要维度，即信息传播能力、社会支持提供能力和社区公共物品供给能力如何受到社区社会脆弱性变量和社区治理机制的影响同样十分重要。 1、灾害信息传播能力。 首先，社区在灾害信息（包括灾害预警信息、应灾知识、紧急撤离信息、灾后援助信息等）的“下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社区在上述信息的传递过程中扮演着“最后一公里”的角色。其次，社区在灾害信息（包括灾区居民需求信息、社会公众对政府灾害治理的评价、建议等反馈信息）的“上传”也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灾害冲击力和社区社会脆弱性差异，不同社区在灾后的实际需求存在较大差异，准确收集这些差异性信息对于提高外部援助者（包括政府、社会组织等）更好地配置援助资源，提高援助的匹配程度非常重要。 2、社会支持提供能力。 在资源性社会支持提供方面，社会网络发挥着重要作用。第一，社会网络在紧急搜索、救援方面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Agirre 发现，灾害发生后第一时间的紧急搜索和救援工作主要由现场的其他受灾居民完成——这些人基本上是受 困者的亲戚网络、邻里网络成员[1]。第二，社会网络会影响灾后物质帮助的获得。Haines 等人对遭受安德鲁飓风袭击的路易斯安那州灾区的研究表明，嵌入在更紧密、规模更大和性别异质性更高的社会网络中的灾区居民更可能为其他灾民提供帮助和支持，参与社会网络中的互惠交换，获得必要的资源[2]。第三，社会网络会影响到受灾的心理健康水平。受灾者精神压力的大小与其社会网络状况的变化之间存在紧密的关系。从消极方面来说，如果受灾者的社会网络因灾害而受到严重破坏，则受灾者很可能会出现较严重的心理健康问题，网络破坏对心理健康的不利影响要明显大于其他因素的作用。从积极方面来说，社会网络对帮助那些出现心理问题的受灾者恢复精神健康起着积极作用[3]。 3、公共物品供给能力。 社区社会秩序是一种重要的社区公共物品。灾害发生后，常规的社会制度可能会暂时失灵，社会面临着失序的风险。在那些资源匮乏、人际关系网络受到破坏的社区中，居民间的互助行为和信任水平都明显下降，社区治安混乱，大量居民搬迁搬离，最终导致社区的衰落甚至消亡。但相反的例子同样存在，Nakagawa 和 Shaw 对日本神户地震灾后恢复的研究发现，由政府带头并充分利用社区原有的社会网络、社区自治性组织的灾后社区动员方式提高了社区居民的社区参与水平[4]。因此，无论是社区凝聚力的加强还是社区参与水平的提高，都有助于社区克服“集体行动的逻辑”，保证灾害应对过程中社区公共物品的生产。 三、社区脆弱性的安全治理路径 致灾性、承灾性、抗灾性三维度构成的社区脆弱性凸显了当前安全问题的多样化、复合化、多主体化，因此传统的管理模式无法实现安全治理目标，这就需要构建安全维护的综合治理新范式。 第一，治理基础——共同体意识。社区作为人的集合的实体，其所形成的“社区主义”的实质在于把人作为“主体间性”的同周围世界相互关联的现实责任主体。其效用的发挥在于人的互动，在于人的共同生活与共同价值认同，那么社区成员在共同的社会生活之中，在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之下，必会形成共同的心理趋向与行为模式。因此，如何立足社区发挥自组织固有的“安全价值”，也是社区安全治理的价值指向。 第二，治理结构——全员参与。随着复合性危机的普遍化，新的安全形势加剧了对自救和互救的需求，单纯的政府救助已经失去了时效性，政府占主导地位的资源分配与管理也已经无法适应多向度的安全威胁的挑战，预防风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力量的动员与参与。这就需要改变传统的资源分配者与公共管理者的定位，以开放式的姿态，打破封闭，相信社会的力量，拓宽社会参与渠道，加强资源整合，动员盈利组织、非盈利组织、公众的力量形成协同合力。 第三，治理向度——全方位联动。联动就是多个相关部门之间的联合行动。当城市灾害发生时，往往需要多个部门、多个地域之间紧急联合行动，以使事故得到及时、有效、完满的解决。就社区层面而言，联动体系对外主要包括与周边 和其他相关安全保障组织的常规联系和交流。就社区内部而言，相关负责人在社区内应与区委会、城管部门、物业管理部门、消防部门、工厂企业等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最大限度地减少阻碍或消减工作效果的因素。应鼓励这些驻区单位积极参与社区安全构建过程中的宣传、预警演练等工作，积极整合治安体系外的一切资源，建立互动、协调、共通的关系，建构多元主体协同的社区安全治理路径。 参考文献 [1] Aguirre E.The Lack of Warning before the Saragosa Tornado[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ss Emergencies and Disasters，1988，6：65 -74. [2] Haines V A，Hurlbert J S，Beggs [J]. Exploring the Determinants of Support Provision： Provider Characteristics，Personal Networks，Community Contexts，and Support Following Life Events[J].Journal of Health and Social Behavior，1996，37（3）： 252 -264. [3] Hulbert J S，Haines V A，Beggs [J].Core Network and Tie Activation： What Kinds of Routine Netwoeks Allocate Resource in Nonroutine Situations[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000，65（4）： 598 -618 [4] Nakagawa Y，Shaw R.Social Capital： A Missing Link to Disaster Recovery [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ss Emergencies and Disasters，2004，22（1）： 5 -34.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950bbea5031ca300a6c30c22590102020640f25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