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清代诗歌的部分特征 中国古代诗歌是中华民族在悠远的历史岁月中所选择的一种生存方式和表达形式,她积淀着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体系、文化结构、思维模式、品格智慧、艺术审美以及终极价值等等。中国之所以有诗国之称,足以说明诗歌在民族发展史上的重大意义,在众多个朝代中,我最欣赏的是清代的诗歌。 由于时代的沧桑巨变,清初学人遭遇着空前的情感错位,士大夫强烈的自尊与异族入主中原的对比促成了以名节相标榜的风气,表现在文论中便是强调诗品与文品的统一,诗文表现个人的真实感情成为当时许多人的共同诉求。就辞赋创作而言,一如当时的诗文创作,取径多方,不拘故常,赋作以古体为主,各体赋作兼有。由于创作主体的遗民身份,其抒发家国之痛、故国之思的作品蔚然中兴,律体赋作的数量则不是太多,即使偶有为之者,也多是寄感慨于笔端,抒郁愤于言外。严格说来,清初二三十年间的赋血是以遗民的有关理论为重心,遗民文论虽然在诗文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然而在赋学方面却没有太多的理论建树,清初学人对于拘于格律、板滞呆重的律体赋多持否定意见。 清初赋学就其发展的脉络而言,可以康熙十八年博学鸿词科试赋为界线分为前后两个阶段,表现出由骚情到博正醇雅,由明清之际的悲切、激婉渐趋于雅正平和。清代立国之初二三十年间的赋论以抒情写意的骚体赋等古体赋为主要评价对象,重情感、崇风骨,是由时代剧变及创作主体的遗民身份所制约的。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思想文化,由此形成不同的文学风貌。这既是由文学发展的外部语境所规约的,同时也是文学更生的必然要求。就文学理论而言,这一时期,清廷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在文化事业上都取得了超越前人的无与伦比的成就,也是清朝最为繁盛的时期,俗称为康乾盛世。与此相适应,在文化政策和审美取向上,各体文学也都提出了以“雅正”为主的文论主张,如诗学方面有“王士祯”的“神韵说”,强调诗歌的兴与境会、情与景合,追求一种清幽淡远、自然浑成的境界。此时的辞赋作家也创作了大量的辞赋作品,由于康熙帝及其词臣没有刻意提倡律体赋的创作,因此各种赋体无不具备。这其间虽然也有许多歌颂谀赞之辞,但总体而言,其他体类的赋作更为繁盛。 文学史发展到清代,一个最大特征就是地域性特别显豁起来,对地域文学传统的意识也清晰地凸显出来。理论上表现为对乡贤代表的地域文学传统的理解和尊崇,创作上体现为对乡先辈作家的接受和模仿,在批评上则呈现为对地域文学特征的自觉意识和强调。以地域文学为对象的文学选本,也许是清代总集类数量最丰富、最引人注目的种群,而其中最主要的 部分又是诗歌,数量庞大的郡邑诗选和诗话,显示出强烈的以地域为视角来搜集诗歌的自觉意识,这种意识是诗歌创作观念中区域性视野和创作实践中地域性特征的自然反映。 嘉、道两期可以说是清诗创作的平庸时期,性灵诗风到嘉庆末而绮靡之至,道光初程恩泽等起而以宋诗风矫之,开同光体之先河。当时的诗坛,虽然有舒位、孙原湘、龚自珍等一批诗人力图突破故常,有所创革,但总体上不能改变创作萎靡不振的状态。与这种创作现实相应,诗学也没有出现有全国影响的诗论家。无论从哪方面看,嘉道间的诗学都呈现一种平庸的面貌,与其前后各时期诗学的丰富多彩不可相比。不过,嘉、道诗学整体上却有一个醒目的倾向,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视为清代诗学的转型,即诗学开始重视记录性而淡化了理论与评论色彩。 咸丰以后,内忧外患交侵,社会矛盾空前剧烈,清代社会进入一个动荡和变革的转型时期。新旧观念的冲突和更迭,显得前所未有的激烈,诗歌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丰富多变和新旧杂糅的色彩。同光体的宋诗风虽占据诗坛的主流位置,但以自我表现为旗帜的“诗界革命”同样是强劲的思潮。诗歌讽世的社会功能在这穷则思变的时代得到最为淋漓的发挥,而社会变革带来的新观念和新事物同时也改变了诗歌的风貌。相比之下,诗学较之诗歌创作对世道的反应则显得很滞后。如果说诗歌创作对世变的反应始于龚自珍,那么诗学的反应却要迟到道光末咸丰初的林昌彝《射鹰楼诗话》及同治间所作另一部诗话《海天琴思录》等才显现出来。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9829786f5afafab069dc5022aaea998fcc22406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