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文史背景下的水浒戏创作 作者：土忠国 来源：《语文学刊》 2014年第11期 王忠国 (甘肃省永登县第一中学，甘肃永登730300) ［摘要］晚明水浒戏创作蔚为大观，剧作达十余种之多，是一种值得深入探究的文化现象。这一时期，在实学思潮的影响下，水浒戏创作形成了思想倾向上的批判色彩、主题上的重视忠节、人物形象及语言上的文人意趣等特色。 ［关键词］实学思潮；批判色彩；忠节；文人意趣 ［中图分类号］I207.4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610(2014)11-0035-01 ［作者简介］王忠国，男，甘肃永登人，甘肃省永登县第一中学教师，中学一级，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晚明时期，水浒戏创作蔚为大观，出现前所未有的繁盛局面。据统计，产生于这一时期的水浒戏有十余种之多。短短几十年间同题材剧作竟有如此之多，实是一种值得深入探究的文化现象。本文结合晚明文化历史背景，以现存剧作为研究个案，以期获得一些认识和启示。 一、晚明水浒戏的创作背景 晚明时期，封建统治日趋腐朽、黑暗。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对封建礼教的怀疑及背叛，追求个性解放的思潮逐渐兴起。但同时，唯利是图、奢侈淫靡等丑恶现象也大量出现，传统的封建道德开始贬值了。 明代万历以后，明王朝走向风雨飘摇、朝不保夕的绝境。这时一批进步的文人士大夫主张发扬儒家“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力图改革弊政，实学思潮就应运而生了。实学思潮由东林学派开启端绪，在政治思想上，反对封建独裁专制，以期革新朝政；在学术思想上，把能否治国平天下作为学问是否有用的尺度。他们提出所谓“益世”、“有用”的观点。 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下，戏曲创作与当时大量的经世致用的诗文、小说作品一起，汇成了一股波澜壮阔的求实致用思潮，成为晚明文坛奇观。剧作家将目光投注于水浒故事，显得非常自然。一方面，水浒故事所蕴含的反抗强权精神，与晚明士大夫抨击专权乱政之政治活动相迎合，派生创作出大量反映历史忠奸、善恶斗争的传奇剧作。另一方面，剧作者看到水浒故事之“忠义”一面，借此完成了梁山草莽英雄士大夫化这一转型。在此背景下众多的水浒戏也就应运而生。 二、鲜明的批判色彩 中国文人的批判意识古已有之，而在水浒戏剧作中这种批判精神的深刻性、尖锐性和广泛性，除明清小说以外，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与思想史上可谓罕有其匹。“他们这种批判锋芒既得力于传统风范的发扬，也得力于时代精神的砥砺。”［1］99 从剧情内容看，晚明时期的水浒戏中几乎无一例外地突出描写梁山英雄活动的社会黑暗。纵观水浒戏，当时朝廷之中上有蔡京、童贯、高俅、杨戬等“奸臣弄权”；中有蔡九、张团练之流贪赃枉法、草菅人命；下有西门庆、蒋门神等地痞流氓的欺男霸女、无恶不作。作者在剧作中让大小官员及恶棍流氓粉墨登场，对他们进行了严厉的审判。对此，剧作者满怀激愤： 说起那权臣，忒煞也势甚骄，惯纵着心腹贪饕。那生辰纲载珍和宝，逐件件是民间剥下脂膏。只见那搜刮价把民财耗，又见那输运价把民力扰。 揭露了统治者，“只管肥家润身，不顾民害”，致使“田横倡义咸思变，陈涉凭陵遂揭竿”，“人人思乱，家家动摇，岂是个太平的景象！”由此可以想见水浒戏剧作者对风雨飘摇的国势所作的反思。 三、忠节主题的凸现 本期水浒戏作者看到水浒故事中“忠义”，在创作中将梁山好汉纳入儒家规范。首先，剧作者对水浒英雄贴上了忠义的标签，如《义侠记》里把鲁智深塑造成了“只望彤庭降昭章”的人物形象；其次，剧作者把“忠义”作为水浒英雄的最终归宿。此期现存剧作如《义侠记》等均以招安结束，有些甚至牵强附会地在末尾加一个招安的尾巴，如《翠屏山》最后一出宋江刚见投奔而来的杨雄、石秀后便说：“众兄弟，摆齐队伍，一同下山接旨便了。” 除“忠义”外，水浒戏还凸现“节义”主题。剧作者在剧作中一方面针砭纲纪陵夷、道德沦丧的末世人情；另一方面塑造了几位具有孝贞特色的女性代表，体现作家的教化意旨。以《义侠记》为例，剧中武松的未婚妻贾若真就是一个贞孝女性的代表：武松在外飘荡，她毫无怨言，谨遵“四德三从”之训，一意侍奉母亲；后来，家中被盗，母女无依，她又不畏艰难，扮道姑踏上寻夫之路，最终得以夫妻团圆，一门旌奖。 四、浓厚的文人意趣 由元入明后，日趋高雅的传奇在文人士大夫中大为流行，越来越多的文人士夫投入戏曲创作阵营，促使南曲戏文开始了彻底文人化的过程。万历时期，传奇已发展成为文人表情达意的主要文学样式，正如王骥德在《曲律》中所说：“今则自缙绅、青襟，以迨山人墨客，染翰为新声者，不可胜纪。”文人士大夫潜意识的流露，就表现为浓厚的文人意趣。 上述特点表现在戏剧创作中就是对梁山草莽英雄的士大夫化。他们雄心万丈，气吐虹霓，期待封侯拜相，名垂钟鼎。但在那个特定的时代，梁山英雄们或流浪江湖，或屈身为吏，或混迹屠沽，一身本事无由施展。他们在“结党梁山”后，整日愁叹、诚惶诚恐： 皇恩祝网，论吾曹怎敢做怒臂螳螂。只为微衷不谅，断送的鼠窜獐狂。潢池赤子操白刃，只望彤庭降赦章。有谁把丹心达上君王。 他们虽然反叛但对朝廷却保持着忠诚，他们是反叛之后最终复归的忠臣，是异类的忠臣。在明代社会，出现这样的水浒戏显然是那些在政治上失意的官吏和异常敏感的知识阶层，力图借水浒的酒杯，浇自己胸中的块垒。［2］71“圣世还须不弃人”，既是水浒好汉，也是明代失意士子的心愿与追求。 与人物形象的士大夫化相应的是戏曲语言的典雅化。宋元时期，戏曲语言多本色自然，俚俗粗浅。晚明剧作家诗文造诣较高，故而语言渐趋典雅绮丽。这种趋向到后来竟演变为滥施文采。如傅惜华评《水浒记》云：“总观斯剧，作者每喜用骈绮笔，如第九出‘慕义’，喽啰定场白，叙述梁山泊形胜，俨若一赋，然出自喽啰口中，未免不伦。”［3］青木正儿亦云：“此记（《水浒记》）作者，好用骈绮之笔，与杀伐之《水浒传》不相称。”［4］264 正由此因，水浒戏逐渐脱离舞台，演进成为一种案头文学。 【 参 考 文 献 】 ［1］郭英德.明清文人传奇研究［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 ［2］张庚，郭汉城.中国戏曲通论［M］.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 ［3］傅惜华.《水浒记传奇》题记［C］//水浒戏曲集（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4］（日）青木正儿.中国近世戏曲史［M］.商务印书馆，1936.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9940222c24fff705cc1755270722192e4436580e.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