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国经历了“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全国范围发生了空前绝后的大饥荒，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为克服困难，中央领导同志几乎全体出动，分赴农村调查情况。影片《周恩来的四个昼夜》讲的就是在此背景下，周恩来总理与夫人邓颖超来到革命老区河北邯郸的伯延公社考察调研，在四个昼夜中与当地群众之间发生的故事。 在中国电影百花园中，特别是伟人题材的作品里，《周恩来的四个昼夜》只能算一部小成本的电影，却在认真回答“党的群众路线怎么走”的大问题。纵观之，电影给出了三个“建议”：即听一听、看一看、想一想。 听一听什么？听一听以“刘邓大军”为代表的党的队伍在艰苦的战争年代是怎么走“群众路线”的。伯延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人民群众和革命队伍水乳交融。抗战期间，刘伯承、邓小平等率部带领人民群众在这里抵抗侵略；解放战争时期，刘伯承曾在这里会晤高树勋，揭开了著名的“邯郸起义”序幕。为了避免喧宾夺主，影片并没有影像重现这些历史画面，只是借众多人物零星的语言来构建这段史实，用以说明伯延人民对党的深厚情感有着历史渊源。来到伯延的第一天，周总理就曾深情地回忆“刘邓大军”在伯延的战斗经历。然后，片中的其他角色如连弟奶奶、老党员郭百岁等也经常在关节眼上提及“刘邓大军”的往事。最触动我的是郭百岁的那句：“过去刘邓首长都拿我当块干粮呢！”干粮在战争年代就是宝啊！着墨不多，但一个纪律严明、团结群众的刘邓大军形象，就已经出现在观众的心目中了。而且这个形象如同影片的潜在布景一般，始终伴随着剧情的发展。正因为刘邓大军当年在伯延成功播下了走群众路线的种子，才使遭受大灾之后的伯延群众仍有那么高的革命觉悟，愿意相信党，替党分忧。因此，我们不妨认真听一听群众的口碑。 看一看什么？看一看周总理在伯延的四个昼夜是怎么走群众路线的。周总理是中外政坛的一个奇迹，现在仍有许多人每每提及他，眼角都会情不自禁地湿润。群众对他的赞誉发自内心。作为开国元勋，周恩来总理不是以驾驭战争的魅力征服群众（那是毛主席的活儿），而是以诸多执政细节来打动人民的心灵。《周恩来的四个昼夜》的导演陈力无疑是明白这个道理的。为了再现周总理的人格魅力，在调研伯延、戳破谎言、改变政策的大框架下，影片用了大量的镜头语言来处理细节，使整个故事丰满真实。我可以信手拈来：总理去吃饭，一条腿已迈进屋子，但一看桌子上的红烧肉和鸡蛋，又迈了出来；而后来吃连弟奶奶的拽面，却毫不犹豫地迈进门去；他到连弟奶奶家，往炕上一坐，听老人唱落子戏，就像在自己家的客厅里一样自然；他到张二廷家里去抱养孩子，就坐在门坎外和二廷像两个老朋友对话；在地里种红薯藤，被一位有些调皮的女社员三番两次纠正“错误”……这些，仅仅是电影技巧吗？不！这是一位人民公仆坚定地走群众路线的清晰脚印。他用自己的行动把“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疾苦”、“不搞特殊化”等等词汇激活了，我们不应该认真看一看吗？ 想一想什么？党员干部们必须想一想自己的脚应该怎么走在“群众路线”阳光大道上，才不至于误入歧途，既避免让自己身败名裂，也避免让群众利益受到侵害，更避免让党的事业遭受损失？这个“建议”电影屏幕没有直接提出，但却是少不得的题中应有之义。影片中有个“好干部”——伯延公社主任郭凤林。他父亲是老革命郭百岁，他自己也为革命做过很多贡献，在面对困难时总能挺身而出，身先士卒，可在周总理调研过程中，他却专门和总理对着干：总理要听真话，他就说假话，并威胁公社其他干部不许讲真话；总理要见群众，他就把“落后分子”都关起来，把老父亲也瞒得死死的；更有甚者，纸包不住火之后，他居然“善意”地劝周总理也不要对毛主席讲真话。而这一切的理由，居然是不想让主席和总理看到农村的困苦实情而堵心。真是一个“替党分忧”的好干部、好同志啊！想一想，如果今天的干部都这样冠冕堂皇地走“领导”路线，对上做报喜鸟，对下做猫头鹰，长此以往，将置人民福祉、国家兴亡于何地？这难道不是与“群众路线”背道而驰吗？影片最后让郭百岁在周总理面前为儿子说情的情节，虽然合情合理，而且具有一定的喜剧效果，能搏一直有泪意的观众一笑，但我却认为这是影片的败笔：对“报喜鸟”们的处理太轻了！用一笑而过的手法处理欺上瞒下的官员，不就是在姑息纵容他们吗？长此以往，假如党和国家再遇到重大困难，群众们还会和党并肩站在一起吗？ 影院的灯亮了。听过、看过、想过之后，我们的党员干部们，但愿你们能走好自己的“群众路线”。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9a7f0058fc4ffe473368ab5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