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源期刊网 http://www.qikan.com.cn 对美国少年犯死刑改革的几点思考 作者：陈琛 来源：《法制博览》2013年第04期 【摘要】美国并未顺应同时期世界各国趋势废除少年犯的死刑，而是在大多数人和大多数州，对废除少年犯死刑以及少年犯矫正非司法化达成了共识，才着手针对此问题进行相关判例、刑法和刑事措施的对应调整，这是和美国当时的社会状况、历史传统以及司法配套设施情况相适应的。 【关键词】少年犯罪；死刑改革；社区犯罪；非司法化矫正 一、问题提出 1996年4月9日，呼和浩特第一毛纺厂一厕所内，一名女子被奸杀。同年6月，警方锁定未满18岁的蒙古族少年呼格吉勒图为凶手，并立即执行死刑。此案在当地被称为“四·九”案。10年后，在内蒙古境内接连作案21起，身负10条人命的赵某落网，供称“四？九”案系其所为，一时社会震惊。（以下简称“呼案”） “呼案”系中国延续了20余年的“严打”政策之副作用产品，但不可否认，“严打”初期，该政策在扭转社会风气，降低犯罪方面成效明显，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非常规性手段的成效渐退，而流弊丛生，已无法遏制犯罪高发的势头，最终于1996年年底逐渐停止使用。1998年，中国政府又签署了1966年12月16日第2200A（XXI）号决议通过的《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ICCPR），明确承诺只对最重犯罪行为用死刑。 然而，本文的关注点并非在中国“严打”之政策及中国刑法宽容化进程上，而是与中国相比，在同时期的死刑政策上显得吊诡，甚至与世界潮流背道而驰的美国。就在中国签署了《ICCPR》之后，美国仍拒绝通过该协议，并且迟至2005年，美国最高法院才最终以5：4票决，废除了少年犯死刑的刑罚。 二、Roper案的翻案背景 2002年，美国禁止判处智障犯死刑的法律，已经在十八个州颁行。此前，Penry案判决已经被Atkins案推翻，Stanford案也被推翻。密苏里州少年死刑案当事人Simmons向州法院申请重判，请求免除死刑，密苏里州最高法院同意其请求。法院多数意见认为，在当时美国，反对少年犯死刑之共识已经形成，即使美国最高法院依据宪法修正案也无法逆转。 本案被告Simmons在1993年犯案时17岁，伙同两个年龄更小的同伴，夜入人家偷取财物并杀人，被捕后，以一级谋杀定罪。该案检察官认为其虽然年幼，可以逃避刑责，但是其在犯案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惊人的残酷、冷漠的心态更为恐怖，恰恰应该加重判刑。依据美国1910年确立的判例Weem v.United States，要求罪刑要相称，符合比例原则才是正义。 龙源期刊网 http://www.qikan.com.cn 作为同属英美法共同传统的文明国家，美国并未简单参照其同源国英国，也没有顺应当时的世界趋势，虽然当时美国为此而承受压力，但仍旧对世界趋势显示出惊人的抗压能力。本案主笔法官作出结论时，仍旧认为，英美法共同传统的其他国家对美国法律可供教训与参考，而其中一位法官，还以共识是否形成仍旧是疑问为理由，拒绝表示同意。史卡利大法官更是站稳其一贯支持死刑的立场，绝不松动。这不仅显示了当时主审法官中的保守倾向，更令人重视的是另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少年犯豁免死刑的合理依据和现实意义。 三、美国少年犯死刑保留的原因 美国是在死刑方面较为严厉的国家，和同一发展层次的其他欧洲国家相比，其死刑判决数量和中国、伊拉克、刚果、伊朗等国家比肩。而美国对于死刑认定和杀人罪名方面的划分也较为精细，精细中展现出收缩自如的极大灵活性和为现实服务的实用性。比如：美国将故意重伤致人死亡划入谋杀罪，称为“intent to do serious bodily in jury murder”（故意重伤谋杀罪）；对felony-murder（重罪—谋杀罪）曾存在一个扩大化呈失控状态的历史时期，之后又进行了限制；并且还单独规定了一类谋杀罪，叫做resisiting lawful arrest murder（拒捕谋杀罪）。储怀植教授评价说，将故意重伤、极端轻率和实行重罪过程中引起的偶然死亡纳入谋杀罪范畴，体现出偏重客观实害的功利主义。这也反映了美国法律为社会现实状况和政策变化服务的便利性。 那么，美国究竟迟迟不废除少年犯死刑的原因是什么呢？据现有资料，进行合理推想，大致有如下几个原因： 第一，传统的沿袭。传统英美法中，推定七岁以下儿童无犯意，七岁以上至十四岁之间同样在刑事上无须负责，但十四岁以上少年即须为自己犯罪行为负全部刑责。在美国历史上，存在不在少数的少年犯，被执行死刑时，在十六岁到十七岁之间，经过了三百多年的历史，法官们在认知上已经习惯了这一点。并且，美国最高法院在不同时期，均认可这一惯例。 第二，种族歧视。种族歧视一直是缠绕美国社会，乃至当今仍旧留存阴霾的一个由来已久的社会问题。根据记录，美国三百多年来被处死的少年犯中，有三分之二以上是黑人，并且越是南方州，比率越高。而美国法律界，尤其是其中掌握权力者，基本是白人。由于白人对黑人存在的固有歧视，并且认为如废除少年犯死刑，将有可能危害白人社会的秩序等种种偏见，因此法官们始终谨慎地保持拒绝的态度。 第三，社区犯罪的增多。19世纪初期，美国社会结构发生剧烈变化，工业化和都市化的结果，导致大批穷人和移民涌入都市。在纽约、芝加哥，大批贫穷家庭的未成年人脱离了家庭的管束，在社会上流窜滋事，成为很大一股不稳定力量，也滋发了新的青少年犯罪问题。在这一时期，人们开始关注“越轨”理论，并提出了多种理论解释。Chambliss认为，在青少年“撒野”和青少年犯罪之间存在着一条细微的界限，就是公众对该行为的认知和认定。“地位卑微的人，特别是少数民族和穷人，与那些富人和有权力的人相比，更容易被蒙上社会越轨的污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9d452ebdf61fb7360b4c65cf.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