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研究的提升：从经验描述到理论思维(转) 作者：刘少杰 社会学研究中的经验描述方法肇始于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法西斯主义泛滥的威胁，社会学同其他学科一样，学术中心逐渐由欧洲移至美国。美国与实用主义相结合的经验主义传统要求社会学不仅把经验研究放在基础地位，而且还要求社会学的研究要落实到操作性层面上来。这种情况表明，社会学中心移至美国后发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即法国和德国经典社会学注重对社会现象做出深入思考并做出高度理论概括的学术风格，让位于注重事实描述和技术分析的经验化及技术化追求。 剑桥大学文化史学家伯克曾对社会学经验化和技术化的起因与过程做了深入考察。他认为，社会学的经验化和技术化倾向发生在迪尔凯姆和韦伯逝世之后，当时，社会学受到了来自计量经济学、实验心理学和社会人类学三方面的巨大影响。研究边际效用和经济平衡的经济学家越来越热衷于构建数学模型，试图以精致的数学计算解释经济行为和市场交易；在心理学领域，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和沃尔夫冈•克勒关于格式塔心理学的研究，都标志着实验心理学通过精致的技术方法获得了显著成就；弗朗茨•博厄斯、拉德克利夫•布朗和马林诺夫斯基等社会人类学家，他们对土著人开展了内容丰富且卓有成效的田野研究，得出了只有深入社区、接触土著人的日常生活才能有效开展社会人类学研究的结论。这些进入实际过程、注重技术分析的研究对当时的社会学产生了很大诱惑。 从伯克的研究可以看出，至今仍然作为美国社会学和中国社会学主要研究方法的问卷调查、个案访谈、数据分析等方法，不过是20世纪20年代美国芝加哥学派帕克等人从社会人类学那里转借来的。应当说，这些研究方法在某些情况下有一定的效力，但不应当被夸大或泛化，特别是不应当作为唯一有效的方法而在排斥其他社会研究方法中被孤立地使用。马林诺夫斯基等人用于土著居民有效的研究方法，对于研究现代社会的现代居民未必一定有效，即便帕克把马林诺夫斯基研究土著居民的研究方法用于底层社会有一定的效力，却也不能说明这种研究方法的普遍适用性。 方法的效力存在于其同对象的适用关系中，尤其是那些操作技术层面上的方法，更应当注意这种限制。如孔德所论，社会学是在同抽象哲学的对立中获得自身的规定性的，社会学的唯一特性亦即其本质特性是相对性，这就意味着社会学的研究对象要不断发生变化，不仅是空间场所的变化，而且还有时间过程的变化，与之相应，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也必须因研究对象的变化而做出调整。否则，必然要发生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的错位，进而产生研究结果不真实的问题。当代社会学至今仍然把从研究土著居民的社会人类学那里借鉴来的问卷调查和数据分析等方法作为主要研究方法，已经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局限性。在构成因素错综复杂，变化过程迅速多端，矛盾关系纵横交错，特别是各种因素往往以虚假或扭曲的形式出现时，面对土著居民的调查研究方法无疑就显得简单无力了。 应当承认，帕克等人主张对芝加哥城市移民和这个城市发生的各种社会问题开展街角研究，可以通过对底层社会的各种事件的考察分析去把握美国社会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重大社会问题。但是，这要借助于理论思维或理论概括才能实现。因为仅仅停留在具体事件的描述上，既不能在受各种条件限制的不同事件中概括出具有共性的本质联系或必然趋势，形成不了对社会生活发展变化总体趋势的一般性认识，也不能通过表达一般性认识的理论观念达致对社会生活的广泛影响。 尤其重要的是，但凡成为社会生活中心任务或重大问题的现象，都不是仅凭实地考察和经验描述就能说清楚的。因为社会生活的中心任务或重大问题，都是涉及多种社会因素或多重矛盾关系的，不仅在外在现象上有无限复杂的表现，难以通过直接的经验调查得到明确把握，而且其中必然有更为复杂的内在因素，诸如心理倾向、文化传统、意识形态，等等，都是仅凭直接的实地考察所无法把握的。所以，排斥理论思维的社会学研究，只能局促一隅地观察和描述个别事实，无法达到对复杂事件的全面认识，更谈不上对社会中心任务的明确把握。 在中国，20世纪20年代后期，一批在美国留学的社会学者回国，如陈达、吴文藻、吴景超、李景汉、孙本文、杨开道等，他们在中国开展的社会学研究，主要是沿袭了芝加哥学派重视实地调查而轻视理论概括的研究方式。所以，20年代中国社会学家开展的社会学研究主要是了解中国社会实际情况的实地调查。虽然当时的一些社会调查具有一定的规模，但是缺乏理论前提的思考和理论观点的概括，属于学术色彩较淡的社会调查。例如，李景汉组织的北平洋车夫生活状况的调查、陶孟和组织的北平生活费用调查、陈翰笙等人组织的农村生活调查，都属于这种收集事实的社会调查。 1936年至1938年，费孝通前往英国师从马林诺夫斯基学习人类学。说来也巧，帕克和马林诺夫斯基这两个被伯克看作导致社会学经验化和技术化的两位学者，都对费孝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费孝通的社会学研究并没有发生伯克所批评的经验化和技术化问题。从《江村经济》、《乡土中国》和《生育制度》等著作来看，费孝通开展的是一种重视经验考察但不忽视理论概括的社区人类学研究。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后记”中对社会学发展指出了两条道路：以制度研究为核心，开展综合性的社区研究或具有普遍性的社会形式研究。社会学是研究制度的学科，这一点早为迪尔凯姆所明确论述，但是，强调在社区的综合性和具有普遍性的社会形式中研究制度，却是费孝通提出的重要观点。 费孝通主张在社区中开展对制度的相互关系研究，亦即从制度的交叉关系中研究各种制度的构成结构或配合方式。“以全盘社会结构的格式作为研究对象，这对象并不能是盖然性的，必须是具体的社区，因为联系着各个社会制度的是人们的生活，人们的生活有时空的坐落，这就是社区。每一个社区都有它的一套社会结构，各种制度的配合的方式。因之，现代社会学的一个趋势就是社区研究，也称社区分析。”这就是费孝通关于社区社会学研究方式的基本主张。 研究社会制度的交叉关系、构成结构或配合方式，是否一定要从社区入手，除了在社区中开展这种研究以外，是否还可以在组织中、在人们的社会行动中开展这种研究？这一点可以进一步讨论。但是，把各种制度的交叉关系、构成结构或配合方式作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确实为社会学的发展找到了一条行之有效的路径。因为确如费孝通所论，每门社会科学都以各自所面对领域中的制度为研究对象，但是，没有哪门学科研究各种制度之间的交叉关系，更没有哪门学科把各种制度构成的复杂关系概括出某种构成结构或联结方式。社会学如果抓住各种社会制度的构成结构或联结方式，不仅获得了其他学科无法把握的研究对象，而且它还能因此而获得自己的学科优势，因为各种制度的交叉关系决不能仅仅处于边缘，相反越是社会生活的中心，制度的交叉关系越丰富、越复杂。 费孝通指出的社会学研究发展的另一条道路是对社会现象开展具有普遍性的形式研究。“另一条路线却不是从具体的研究对象上求综合，而是从社会现象的共相上着手。社会制度是从社会活动的功能上分出来的单位：政治、经济、宗教等是指这些活动所满足人们不同的需要。政治活动和经济活动，如果抽去了它们的功能来看，原是相同的，都是人和人之间的相互行为。这些行为又可以从它们的形式上去分类，好像合作、冲突、调和、分离等不同的过程。” 强调从社会生活的形式上开展社会学研究，蕴涵了必须将经验研究上升到概念思维或理论逻辑层面上的要求。因为尽管形式是对社会行为形成的各种关系或各种样式的概括，但是对某种现象要概括出相对稳定的形式，仅凭观察是无能为力的，只有上升到理论思维，形成概念、判断和推理，才能明确把握社会现象的形式。所以，提出社会学应当研究社会现象的形式，同时也就否定了单纯的直观的经验研究方式，明确了理论思维在社会学研究中的地位。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9fe33607ee630b1c59eef8c75fbfc77da269976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