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梁启超的办报活动与新闻思想 19实际90年代中期，中国资产阶级维新派发动的变法维新运动席卷全国。与此同时，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次国人办报的高潮。其中，尤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发挥了主力作用。对于梁启超，人们常了解的大多是他的变法维新思想，殊不知，梁启超也是中国新闻传播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笔名有哀时客、饮冰子、饮冰室主人、新民子、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曼殊室主人、少年中国之少年等40余个。他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的著名政治活动家、思想家、文学家和学者。也是清末影响较大的资产阶级报刊政论家之一。他的一生，经历了晚清与民国两个时期；他的业绩，并包了政治和学术两个方面。 梁启超自小熟读经史，17岁中举人，18岁晋京会试，落榜而归，遂于1890年拜康有为为师，从康学习四年，学习今文经学,并大量阅读西方书籍和传教士在中国所办报刊。受康有为的影响，开始探索挽救祖国危亡的变法维新之术。于1985年和康有为一起晋京会试，其间参与了“公车上书”，之后主编《万国公报》和《中外纪闻》，开始在舆论界初露锋芒。后《中外纪闻》被迫停刊，他的衣服、用具、书籍均被没收，“流浪于萧寺中数月”而“办报之心益切”。不久，受黄遵宪之邀南下上海主持《时务报》笔政。1897年10月，又接受湖南时务学堂的邀请，赴湖南长沙就认时务学堂总教习，并参与《湘报》的筹办事宜。1898年“百日维新”期间，积极参与各项新政活动。戊戌政变后，梁启超逃亡海外，先后在日本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政论》、《国风报》，后又在檀香山创办《新中国报》，大力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鼓吹保皇立宪，被誉为“言论界之骄子”。辛亥革命后，梁启超回国，先后主编过《庸言》、《大中华》、《改造》等杂志。晚年在清华大学讲学并任北京图书馆馆长。1929年病逝北京。回顾梁启超的一生，其办报生涯自1895年在北京主编《万国公报》起至1922年脱离报界，前后共有27年，亲自创办和积极支持过的报刊有17家，撰写各类文字1400万言，其办报实践对中国近代新闻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贡献，其新闻思想在中国新闻传播史上亦有深远影响。 梁启超先为《时务报》撰述，继而办《清议报》，又办《新民丛报》，以及《国风报》、《庸言报》、《大中华》等等。若论其“量”：“任公生前无眼中无书手中无笔之日，著述累积达一千数百万言，平均每月以三万字记，亘四十年不辍。”（张其昀《梁任公别录》）论其“质”：“则以《清议报》胜《时务报》远矣，今之《新民丛报》又胜《清议报》百倍矣。惊心动魄，一字千斤，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过于此者矣。”（黄遵宪语）所谓“一纸风行，海内视听，为之一耸。”（严复语）所以说，他是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新闻理论集大成者，他从事报业的时间之长，所写政论、事评影响之大，探讨新闻理论的著作之多，是空前的；而他的新闻思想就体现在他的这些文字中。 梁启超作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代表对报纸的作用认识是深刻的，他的新闻实践是成功的，在他的带动下，出现了中国人办报的第一次高潮，一改外报独占中国报坛的局面，成为中国社会舆论的主要力量。促进了中国近代新闻事业的发展。不仅由于他在当时的报业发生过实际上的重要影响，而且首先在于他从理论上对报刊的功能已经有了清醒的认识和高度的自觉。这在整个新闻史上都是极为重要的一次突破。梁启超的新闻思想在维新派新闻思想中最具典型，是维新派新闻思想的集大成者。他的新闻思想与政治思想密切相关，三个时期的发展变化也与当时的政治形势密切相关。 第一时期为戊戌变法时期。其新闻思想主要表现在他写于1896年的《变法通议·论学会》和《论报馆有益于国事》等文章中，在这些文章中，他详细而深透地论证过新闻的作用1 和意义。他说：“道莫善于群，莫不善于独。独故塞，塞故愚，愚故弱，群故通，通故智，智故强。”这里的“道”，显然就是指思想、观念、道理等；“群”则是通过传播——报纸而使更多的人接受，从而达到思想上的一致；其中“通”与“塞”也都是指传播的是否畅通而言；而“通”与不通（“塞”），则直接关系到民族和国家的“智”、“强”与“愚”、“弱”。可见，他已经把新闻的价值看得何等的重要。在《时务报》创刊号上发表的《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一文中，他一开始就论证了“通” 与“塞”对于国之强弱的重要作用：“觇国之强弱，则于其通塞而已。血脉不通则病，学术不通则陋。道路不通，故秦越之视肥瘠，漠不相关。言语不通，故闽越之与中原，邈若异域。惟国亦然，上下不通，故无宣德达情之效，而舞文之吏，因缘为奸。内外不通，故无知己知彼之能，而守旧之儒，乃鼓其舌，中国受侮数十年，坐此焉耳。”大力鼓吹多办报纸，主张报刊应“广译五洲近事”、“详录各省新政”、“博搜交涉要案”、“旁载政治学术要书”，以启民智，以开风气，以助变法。梁启超认为：“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报馆其异端也”；“其有助耳目喉舌之用而起天下之废疾者，则报馆之为也”；“阅报愈多者其人愈智，报馆愈多者其国愈强”。而他的把报刊比作耳目喉舌，指出报刊的功能是“去塞求通”的办报主张，也深深表达了维新派要求借鉴学习西方、从政治经济各个方面迅速改变国家落后面貌的爱国热情。 第二个时期为1899年到1911年。变法运动失败后，康、梁等流亡海外，接触了更多的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和新闻理论，梁启超在总结前人和自己办报经验的基础上，汲取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新闻理论，形成了比较系统的新闻思想。 一为报纸之功能。1902年梁启超在《敬告同业诸君》一文中说：“某以为报馆有两大天职：一曰对于政府而为其监督者，二曰对于国民而为其向导者。”即提出报纸具有“监督政府”和“向导国民”的“两大天职”。 二是提出办好报纸的四大基本原则。梁启超在为《清议报》而写的《祝辞》一文中提出了办好报纸的四条标准：（1）“宗旨定而高”；（2）“思想新而正”；（3）“材料富而当”；（4）“报事确而速”。 三是提出健全舆论的主张。梁启超在《国风报叙例》和《读十月三日上谕感言》等文章中，系统阐释了何为舆论、舆论的形成、舆论的力量、舆论的种类、舆论与报纸的关系以及报刊如何健全舆论等相关问题。他说，舆论乃一天地间之最大“社会制裁之力”，而报馆则为体现舆论之最有力之机关。而报刊若欲健全舆论需具备“五本”：“一曰常识”、“二曰真诚”、“三曰直道”、“四曰公心”、“五曰节制”。也即分别强调了持论者要知道“自然界、社会界之重要现象、原理、原则”和“国内国外之历史、现实陆续发生的问题”；报刊要“以国家利益为鹄，不以私人利害为鹄”，不“怀挟私计，而欲构煽舆论，利用之以供少数人之刍狗”；“柔而不茹，刚而不吐、不侮鳏寡、不畏强御之精神”；不要“怀挟党派思想，而于党以外之言论举动，一切深文排挤之”，也不要“自命为袒护国民，而于政府之所设施”一概反对；“导之以真理”，不能“拨之以感情”，更不能“迎合姚浅之性，故作偏执之论”。 四是他根据自己的办报经验，提出办报宣传有两种方法，即浸润之法和煽动之法。浸润之法是指“旦旦而聒之，月月而浸润之”，使读者耳濡目染，潜移默化，逐渐接受论者的观点；煽动之法是指要“故作惊人之语，造极端之词”，使读者猛醒。同时，在具体新闻业务方面，如论说的写作上，提出“公、要、周、适”四点原则；在新闻的采集和写作上要做到“博、速、确、直、正”。 至于第三个时期，则是后期参与与资产阶级革命派论战过程中的一些新闻思想，主要是政治思想。在此不做阐释。 通过对梁启超的办报活动和新闻思想的认识，了解到梁启超不失为中国新闻事业的先驱以及他在中国新闻传播史上的里程碑意义。 2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9ffaaa03b52acfc789ebc94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