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梁启超时，只知道他是中国近代最为优秀的政治活动家和政治思想家之一。通过大学《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课的深入学习，了解了梁启超的政治思想史。 梁启超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11岁中秀才，16岁中举人，少时聪慧远近闻名。1890年，17岁的梁启超进京会试，落榜了。回到广东后经人介绍结识康有为，拜康有为为师。康有为在广州设立万木草堂，宣传维新思想，梁启超成为他的得力助手。1895年，梁启超参与康有为发动起的“公车上书”运动，全身心致力于维新事业。随后的20多年里，梁启超成为《中外纪闻》、《时务报》、《清议报》以及《新民丛报》等刊物的主笔，极力宣传变法维新与君主立宪思想。此外，梁启超有过两次短暂的从政经历，他曾出任袁世凯的司法总长，但因不支持袁世凯的复辟而与之决裂。袁世凯复辟失败后，梁启超与段祺瑞合作，出任段祺瑞的财政总长。晚年的梁启超重新回归思想学术界，在清华大学任教，致力于史学研究与教学工作。 在追随康有为期间，梁启超称得上是维新派思想重要的理论者和宣传者。面对列强侵略、国弱民穷的局面，梁启超坚信中国唯有变法才有希望摆脱现实困境。戊戌变法期间，他积极宣传维新党人的政治主张，在中下阶层官僚和知识分子中间进行鼓动宣传，产生了重要的思想启蒙作用。 梁启超认为，一切事物都在不断变化和发展，因此社会制度安排也必然根据现实情况而不断进步，这显然是西方资产阶级进化论的观点。变法是拯救中国的唯一出路，他曾说；“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在他看来，西方国家之所以就在于积极求变，中国也必须顺应历史发展潮流主动进行改革。可见，在当时维新派观念里，救亡图存是变法维新的直接原因也是根本动力。事实上，纵观中国近代历史发展，一条重要的思想和行动线索，就是救亡与求变。 中国求变并不自维新派开始，洋务运动也是在积极寻求中国富强之路。洋务派曾提出“中体西用”论，一方面维护封建统治体制，另一方面探索救亡之法。但是洋务派在梁启超看来并不是真正的变，针对洋务派“中体西用”的主张，他提出真正的求变在于“以群为体，以变为用”。所谓“以群为体”即建立君主立宪制度，在中国构建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及文化体系，这是变法的目的所在。所谓的“群”，即是资产阶级观念中具有天赋权利的国民。“以变为用”是指通过变法推动中国走向资本主义道路，变法是实现该目标的基本理念和主要工具。由此，梁启超批评洋务派的改革没有触及中国的根本问题，进而指出，中国社会必须发生变革，尤其是变革政治体制。 梁启超的变法主张归纳为五个方面。第一，发展经济，振兴交通，打破经济发展的阻碍；第二，废科举，兴学堂，改革官僚体制；第三，建立法制，完善中国的法律体系；第四，开民智，实行君民共主；第五，建立报馆，翻译西方书籍，宣传变法维新。总之，变法的目的在于使国家富强，而人民获得民主权利则是国家富强之根本。 梁启超政治思想的核心在于他的自由民权理论。梁启超对自由民权的认识沿用了西方的进化论思维。康有为根据“公羊三世”说的基本思路，提出了所谓“三世相演”说。梁启超说：“治天下者三世。一曰多君为政之世，二曰一君为政之世，三曰民为政之世。多君世之别又有二：一曰酋长之世，二曰封建及世卿之世。一君之世之别又有二：一曰君主之世，二曰君民共主之世。民政世之别亦有二：一曰有总统之世，二曰无总统之世。多君者据乱世之政也，一君者升平世之政也，民者太平世之政也。此三世六别者，与地球有人类以来之年限有关之理，未及其世，不能於之。”在他看来，民主社会应当是人类发展的最高阶段。随着梁启超对西方文化认识的深入，又综合西方古今学说来讨论人类的政治制度，他认为进化过程可分为六级：“一曰族制政体，二曰临时酋长政体，三曰神权政体，四曰贵族封建政体，五曰专制政体，六曰立宪君主或革命民主政体。”从上面的论述中可以看出，梁启超的政治思想蕴含两个基本观点。其一，人类社会必然从低级走向高级，从而政治制度也在不断发展变化；其二，民主政体是人类政治制度发展的最高阶段，是思想的政治生活。 梁启超对自由民权的理解大体上源于西方民主学说，而以亚里士多德、卢梭、孟德斯鸠等西方思想家对他的影响尤为巨大。他曾言：“不自由，毋宁死。斯语也，实十八九两世纪中欧美诸国民所以立国之本原也。”中国与西方的差距在于专制制度下的国民没有自由可言，中国欲富强则必须伸张自由，而建立民主政体是中国政治改革的核心问题。 梁启超希望在中国建立像日本一样的君主立宪制度，其中，开议院和制定宪法是关键。他说：“宪法者何物也？立万世不易之典宪，而一国之人，无论为君主为官吏为人民，皆守之者也。”然而，立宪需要条件，所以对人民进行政治思想启蒙的教育是立宪的前提。若要伸张自由民权，则必须要让民众获得知识。“立宪政体者必民智稍开而后能行之。”梁启超主张将学校作为启迪民智的主要场所，学校要培养学生民主之智，并以西方政治观念教育民众。 立宪法是开民智的目的，开民智是立宪法的前提，二者密不可分。梁启超非常重视民众的思想启蒙工作，培养人民自由观念和民权精神。他乐观地认为，民权代替君权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中国君主专制必将被君民共主体制所取代。因此，中国的当务之急就是广开民智，进行思想启蒙教育。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以君主立宪制度为核心的君民共主的民主机制是他极力推崇的民主形式，但是，民国建立后，他并不纠结于君宪和共和的国体之争，认为二者不过是民主的不同形式。之所以如此，在于梁启超认为，根本问题还是如何构建作为民主制度基础的民众的民权意识。因此，梁启超没有继续追随其师康有为而成为“保皇党”。可以这样讲，梁启超额政治思想虽看似温和但却非常深刻宽容，也正因为如此，与同时代其他维新思想家相比，他对中国民主发展产生的影响也更为深远。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e7607786b3717fd5360cba1aa8114431b90d8e9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