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之“陋”——《石钟山记》的现代审视 关于“石钟山”的命名，时代久远，众说纷纭。总体来说，有如下看法： 一是风水声如钟。由于山体是由石灰岩构成，在各种水的冲刷溶蚀下，山的下部临水处的表面形成许多缝隙洞穴，当水位处在一定高度，又有适当的风力和相应的风向时，缝隙洞穴就会“与风水相吞吐”，发出敲钟一样的声音。但这种声音需要水位、风力、风向诸条件都合适才会发生，不是随时随地都能听到的。 二是石声如钟。山石，特别是溶洞地区的石钟乳、石笋、石柱等，用槌敲打，是会发音的。所谓“南声函胡”是没有形成岩溶洞穴的岩石发出的声音，“北音清越”是洞穴发音的岩石，或碳酸盐再沉淀时形成的形态奇特的岩石敲击时发出的声音。 三是山形如钟。石钟山下部山体，由于地下水和江湖水的冲刷溶蚀，形成溶洞。《石钟山志》记载：“上钟崖与下钟崖，其下皆有洞，可容数百人，深不可穷，形如覆钟。”明、清时就有人持这种以形得名的说法了。不过江湖水位的季节变化和年变化比较大，高低相差达十几米，只有水位非常低时，人们才能进入洞内，从内部领略“覆钟”的形象。 四是依形依声。胡传钊的《石钟山志序》指出：石钟山命名，“形”与“声”都是其因素之一。它既有形如覆钟的一面，又有水石相吞吐，声若洪钟的一面。这观点为千年之争后人们普遍认同的看法。 《石钟山记》是篇带有考察性质的游记，在这篇游记中，苏轼反对第二种说法，主张第一种说法。 今天我们对《石钟山记》进行审读，对苏轼的做法与评价，当有全面而公允的再认识。 苏轼送儿子苏迈到饶州德兴县，有了一个实地观察的机会，他先问当地寺僧，寺僧的说法和演示跟李渤一样。苏轼仍不轻信，决心“莫夜”“乘小舟”实地考察。石钟山在鄱阳湖入长江的湖口的临江一面，地处偏僻，文中说“余方心动欲还”，“舟人大恐”。再加上风险浪恶，又是盛夏涨水季节，一叶扁舟夜航确是很危险的，所以“士大夫终不肯以小舟夜泊绝壁之下”。而苏轼为了弄清石钟山得名的真相，不避艰险，亲身探访，是难能可贵的。“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就由此而发，表明了苏轼反对主观臆断、有疑必察的求实态度。这是值得肯定的，也是现代人应具有的态度与精神，要重视实地科学考察。 问题是苏轼的结论是片面的。晚清学者俞樾指出苏轼忽略了调查时不应忽略的一个重要条件：江湖水位，冬夏悬殊极大。只有冬、夏相比较，石钟山的秘密才能了解透。俞樾在《春在堂随笔》中批评苏轼：“东坡当时，犹过其门，而未入其室也”。 再看看《石钟山记》中苏轼的三次“笑”。 第一次“笑”，是苏轼面对“寺僧使小童持斧，于乱石间择其一二扣之，硿硿焉”的解释，作者“固笑而不信也”。这一笑，表面上是笑寺僧和小童的举动，实质上是笑李渤见解的浅薄，是对李渤之说的怀疑，因为“石之铿然有声者，所在皆是也。”作者的这一“笑而不信”含有作者对李渤说法的巨大影响的清醒认识。苏轼的不盲从，不迷信，是可贵的。 第二次笑，是苏轼“因笑谓迈曰”。这里的笑是作者会心的笑、得意的笑。他为自己的亲身探访、考察取得了巨大的收获而感到由衷的高兴。 第三次笑，是苏轼“叹郦元之简，而笑李渤之陋也”。这是对李渤“忽遇双石，歌枕潭际，影沦波中”即问“水滨”之人，得知其有“钢铁之异”，又“扣扣而聆之，南声函胡，北音清越，桴止响腾”的做法和说法的嘲笑。 苏轼嘲笑的李渤，真的如他在《石钟山记》中所说的“陋”吗？苏轼的考察是科学考察，李渤的考察就不是科学考察了吗？还是看一下李渤的《辩石钟山记》： 《水经》云：“彭蠡之口，有石钟山焉。”郦元以为下临深潭，微风鼓浪，水石相搏，响若洪钟，因受其称。 有幽栖者，寻纶东湖，沿澜穷此，遂跻崖穿洞，访其遗踪。次于南隅，忽遇双石，欹枕潭际，影沦波中，询诸水滨，乃曰：“石钟也，有铜铁之异焉。”扣而聆之，南声函胡，北音清越，枹止响腾，余韵徐歇。 若非泽滋其山，山涵其英，联气凝质，发为至灵，则安能产兹奇石乎？乃知山仍石名。旧矣如善长之论，则濒流庶峰，皆可以斯名贯之。聊刊前谬，留遗将来。 李渤作江州刺史，湖口在其辖区之内。由此可以推断，李勃来此游览的次数和对其熟悉的程度，都大大超过只是路过的苏轼。“寻纶东湖，沿澜穷此，遂跻崖穿洞，访其遗踪。次于南隅，忽遇双石，欹枕潭际，影沦波中，询诸水滨„„扣而聆之”这是李渤的考察过程，中有“目见耳闻”，所以他得出的结论，不能算是“臆断”，尽管这一观点不正确。因为这结论，一是源于实地考察，二是源于不耻下问，李渤的观点不能说失之臆断和草率，李渤的表现不能算作“陋”。可在苏轼笔下，李渤却成了他贬斥的对象，成了他嘲笑的对象。 这就让我们不能不为苏轼这样的大文豪而感到遗憾。正如清人曾国藩所说：“东坡叹李渤之陋，不知坡亦陋也。”这真是“笑人者，人亦笑之”。 在这里，我们说苏轼的观点不完全正确，觉得他不应也不该嘲笑别人，并非想借此否定苏轼的努力。只是想表达这样的意思，这就是人们对于客观事物的认识，本来就有一个过程，怀疑、察疑、释疑古今同一。对真理的认识往往不是通过一次实践就能实现的。无论是李渤、苏轼，还是后来无数的石钟山的命名之因的探求者，他们的不迷信古人，不轻信旧说的精神是可贵的，不主观臆断，自愿亲身实地观察的精神也是值得倡导的。苏轼通过石钟山考察所得到的感悟于现代人来说依然具有启迪意义。 概括来说主要有两点： 一是“不臆断其有无”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 二是要勇于实践。 今天我们读《石钟山记》，可以见出的不是李渤的“陋”，而当是苏轼的“陋”。“陋”就“陋”在学术之争，苏轼缺乏宽容的心胸，缺乏平等的态度。这告诉我们，在学术争鸣的过程要心平气和，以礼相待，不能为排除异见，恶言攻击，可求同存异。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a196129afd4ffe4733687e21af45b307e971f9d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