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音乐史主要讲的是欧美音乐的历史，在内容上主要分为四个方面：一、音乐理论的发展史，二、音乐家的发展史，三、音乐作品的发展史，四、音乐美学的发展史。 上述四个方面构成了西方音乐史的重要部分，其中，西方音乐理论的发展史源于古希腊，发展于中世纪、文艺复兴和巴洛克时期，在古典和浪漫时期有了质的飞跃，在20世纪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成为最多元化的一个时代。 音乐家的发展史：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的音乐家记载在册的很少，从中世纪开始，游吟诗人、恋诗歌手等音乐家财大批涌现，在文艺复兴时期，有著名的约斯坎，帕莱斯特利纳等，巴洛克的巴赫和亨德尔，古典的海顿、莫扎特和贝多芬、浪漫的李斯特 勃拉姆斯，20世纪的斯特拉文斯基、肖斯塔科维奇等。 音乐作品的发展史：从古希腊到20世纪，音乐作品都是从简单到复杂，从单声部到多声部，从单声织体到复调织体，到和声的产生，都验证了音乐从简单到复杂的发展， 音乐美学的发展：音乐美学自古就作为一个音乐话题被人们讨论，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一直到现在，音乐美学一直是音乐上的重要理论学科，但是音乐美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名词，直到20世纪初才出现。音乐美学发展的鼎盛时期是在浪漫主义时期。 如何学习西方音乐史 最佳答案 宏观的来说：1是要培养对西方文化的兴趣，只有对西方的文化有了一定的认识之后，就有深入西方历史的基础。2是应该对西方历史的发展有个大致的了解，在对西方文化历史的大背景下在进入到音乐层面进行学习。3是在音乐学的指导下，整体把握西方音乐及其历史发展的过程。 微观的来说：1是熟练掌握（即背）西方历史中的音乐人物与事件。2是将这些人物事件联系起来。 近期对西方音乐的狂热依然不减。说起西方音乐，总会想起那些耳熟能详的名字：莫扎特，贝多芬，海顿等等。这是必然的，因为现代音乐已经充斥了太多的现代无明显旋律的曲调，那种令人一想起来就心神飘荡的乐音已经离我们那么遥远了。因此急于寻找一个陶冶心境的音符，拼命找到那些让我们魂牵梦绕的旋律。 其实，在整个西方音乐的发展历史中，所有阶段的乐音都会独具魅力。我在练巴赫的小提琴奏鸣曲，其中的萨拉班德舞曲是巴洛克时期的记谱法，看起来十分难认。似乎四个声部不能像当时那样小提琴初期的演奏。但是仔细听其中的似乎不和谐的和谐曲调，才发现原来旋律可以在隐约中透露出来，似乎教堂音乐的神圣也就把巴洛克的美丽显露出来。 有段时期在20世纪左右，隐约出现了一些似乎无旋律的无调性音乐，听起来很扭曲。还有巴托克等一些音乐，更是琢磨不到他们当时的心里，只是为了炫技还是叙述一种别样的风情 这时不得不与刚刚产生音乐的古希腊对比。只有单音，只有平缓的似像非像的旋律曲线，甚至练单纯的两个同音不同八度的对比都没有，却让人仍然产生了今天的音乐不会拥有的神圣之感，我们能在肯定它后期的辉煌而忘记祖辈的基础贡献吗不能。 西方的神秘不会只在音乐上艺术上，也会在更多领域，慢慢会了解到它的真相。 1919以前，中国人对西方音乐乃至西方文化仅仅停留在猎奇的层面，无专门介绍西方音乐及其历史的代表性专著和译作。 “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之后，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将目光投放到了西方，此时也出现了一批留学生到国外学习音乐，他们把西方的音乐、作曲技法、演奏技法和音乐论著带到中国，同时，一部分学者对西方音乐史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王光祁先生写作的《西洋音乐史纲要》（中华书局，1937年版）是第一批西洋音乐史书的代表作。本书纲要性地概述了从初始渊源到19世纪浪漫主义的西方音乐主要线索，体现了作者所受的音乐形态进化历史观的影响。 在译著方面，具有代表性的是张洪岛翻译的瑞士音乐学家卡尔·聂夫所著的《音乐历史导论》，译本名为《西洋音乐史》（1952年出版），此书为中国人提供了一种西方音乐史书撰写的类型样式。 建国之后，西方音乐历史的研究有这样两大特点，一方面，受政治上对外政策“一边倒”的影响，苏联成为中国人研究西方音乐史的窗口，中苏之间展开了较为频繁的西方音乐史学学术交流活动。1956年，苏联音乐史学家阿伊·康津斯基在中央音乐学院较为系统地讲授了西方音乐历史，他对音乐史的阐述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进化论，按人类政治经济发展的各个不同社会阶段来划分并印证音乐历史的进程，他的讲学提供了当时条件下比较丰富的乐谱和音响资料，并对诸多西方音乐史中的经典名作进行了相当具体而细致的分析，他的讲课笔记后来被中国学者整理成了《西方音乐通史》，于1959年出版；另一方面，由于国内政治上对内阶级斗争逐步扩大化，在音乐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发展建设上都陷入了政治实用主义观念的误区，1960——1961年间，由中央音乐学院西方音乐史教师分章撰写、张洪岛主编了《外国音乐史·欧洲部分》，这是有史以来中国音乐学者撰写西方音乐历史的最高水平，也反映了当时主导的历史观念与方法，即“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撰写历史，“正确地认识、评价欧洲资产阶级音乐文化的实质”，对西方音乐史，“加以改造而有所借鉴”，使之成为“建设我国社会主义民族的新的音乐文化的养料”。 进入“文革”阶段后，被政治观念所左右的政治化的学术研究现象更加明显和普遍。1973年，再次编写的欧洲音乐历史的历史分期比前书划分得更细，包含了一系列重大的政治、革命事件，体现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原则，把人民大众的音乐写进音乐史，扩充了苏联音乐的发展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资产阶级音乐流派的内容，内容大大的充实、丰富了，但由于学术隔离，所述还是有失偏颇的。 “文革”结束后，国家纠正了“左倾”错误路线，在文化上提倡“推陈出新”“百花齐放”。这时，在西方音乐史学界，如何人打破传统禁区、引进西方现代音乐，如何更贴近地把握、理解与阐述西方音乐文化的本体特征，成为这一时期学者们最急切关注并竭力探询的首要课题。随着经济上的改革开放的推进，文化领域也有了空前活跃的交流，学术领域吹进了新鲜的空气，将此时的西方音乐史学研究，尤其是西方现代音乐的研究推向了高潮，并出现了一批批优秀的著作和译著。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引介著作有：1979年廖乃雄所著《西方现代音乐初探》，1980年上海音乐学院图书馆编译的《现代作曲家及其名曲》；1991年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编著的《20世纪外国音乐家词典》；罗忠容、杨通八主编的《现在音乐欣赏辞典》。具有代表性的译著有：张洪岛译保尔·朗格《西方文明中的音乐》中的一编名为《19世纪西方音乐文化史》，陈宗群译格劳特《西方音乐史》，孟宪福译汉森《20世纪音乐概论》（1981年出版），汤亚汀译施图什密特《20世纪音乐》（1992年出版）。 20世纪80——90年代，西方音乐史学教学研究人员经过精心搜集、整理、学习、研究，写出了更丰富、更高水准的西方音乐史书籍和论文，代表性的有：钱仁康的《欧洲音乐简史》。此外，学者们对西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a4c34bc730126edb6f1aff00bed5b9f3f80f729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