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 在我这个阶段，一本好书的标准是能否解答我的一些困惑或者它展示的困惑能够引起我的共鸣。从这个标准上来讲，《娱乐至死》真是一本好书。它至少给我提供了对于一些问题上的思考路径。比如：为什么在一个娱乐方式极其炫目的时代，我会经常会陷入一种无聊进而焦虑？为什么在一个资讯如此发达的时代，我会经常感觉肤浅进而愚不可及？ 波兹曼的这本著作旨在对电视媒介为主的电子媒介进行批判，本书的主要内容——随着印刷术影响的减退，政治、宗教、教育和其他构成公共事务的领域都要改变其内容，并且用最适用于电视的表达方式去重新定义。本书初版与上世纪80年代，作者将电视成为当时美国社会的“元媒介”，其已经渗透到每一个人的生活中，并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囊括其中——它已经成为一种不仅决定人们对世界的认识，而且决定人们怎样认识世界的工具。现在的美国电脑无疑已经取代电视的地位。而在中国，由于现代化的进程较慢，电视媒介的地位可与美国80年代相抵。前些年《百家讲坛》赢得很高的收视率，却引发一阵争议；批评者多指摘主讲人歪曲经典，十分浅薄。最近电视媒介制造的最大轰动事件莫过于《中国好声音》，有不少人指出这个节目打出“音乐评论”的招牌却不断在各种选手“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故事和四位导师的插诨打科上出力，批评其有“挂羊头卖狗肉”之嫌。事实上我觉得这些批评者过于较真，他实在不懂（或者装作不懂）娱乐时代的游戏规则。电视的第一要义就是娱乐，其他的都是点缀。电视媒介这种形式偏好某一方面的内容，你要通过这个平台去传播，就必须挑选最具娱乐性的东西去展示，或者降解与稀释自己，不然只能被淘汰。电视节目的制作者深知这个道理，《中国好声音》属于前者，本身就是娱乐节目，必然将娱乐价值发挥最大；而《百家讲坛》这类文化类节目属于后者，必须重新解构，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展现，这和学术无关，只是一些常识的趣味表达。前一段时间在网上看了一个职场招聘节目，栏目组请了一个很有争议性的选手（阿B哥），想来是为了通过话题人物提高收视率，为这种容易陷入单调乏味的节目寻找突破。节目中这位选手出尽了丑，演播室的观众笑翻了天，而主持人却再三警告——我们这是一台严肃的节目，请其收敛。我觉得这有点像“钓鱼执法”，虽然是娱乐节目，这位主持人表现出来的职业操守确实不堪。“一个教授上课时表现幽默，人们会带着记忆下课。可是人们带着的将是什么样的记忆，这些记忆有何裨益？”波兹曼在书中提到这样一个问题。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我们都习惯于接受那些“取悦”我们的信息。我突然意识到我之所以把这本《娱乐至死》的书束之高阁，就是因为我有一个偏见，觉得这样一本书会令我不适——它没有“取悦我”。相比印刷媒介，电子媒介更能“取悦”我们，于是我们沉浸于各种电视节目，观看新潮电影，在各种手机游戏中寻找娱乐——我们不看书不是没时间，而是不愿。印刷媒介代表一种古老的传统：富有逻辑的复杂思维，高度的理性与秩序，自省精神，超常的冷静与客观。毫无疑问，随着电子媒介时代的到来，公共话语的严肃性、明确性都到了危险的地步——电视的长处是让具体的形象进入到我们的心里，而不是让抽象的概念留在我们心中。我意识到自己认识论之前存在的许多误区，比如我希望观看一部纪录片去了解一位人文大师的思想，希望通过一部传记电影了解一个历史人物及其时代风尚，更普遍的一种误区大概是希望通过看英语电影来提高英语水平。我经常一厢情愿地在自己的娱乐活动上镶嵌一些闪亮的光芒，并为如此的“事半功倍”而自鸣得意。现在反思，一部人物纪录片我只能对人物生平有个大致了解，我甚至记不起其中某一句代表人物思想的言论，因为实在是“稍纵即逝”；人物传记片也是，留在脑海中的只是一些很绚烂的画面和几句无法拼凑起的人物对白，我甚至不见得记住主要人物的名字；而看英语电影练听力仅仅对有一定听力功底的人锦上添花，而不会对听力很差的人“雪中送炭”——故事情节会逐渐分散你的注意力，你还是会陷入娱乐。电视话语会助长语无伦次和无聊碎屑，“严肃的电视”这种表达是自相矛盾的。电视只有一种声音——娱乐的声音。不可否认，电视圈中总有一批人潜心制作高质量的节目，“有文化内涵，有思想深度”。比如，美剧《新闻编辑室》中的团队，决心重塑电视新闻的形象，做事实真相的拥护者，坚决反对含沙射影、投机，夸张和胡说八道的新闻作风„„我为他们的坚持致以敬意，但我同时意识到其中的悖论。首先，在收视率的指挥棒换下，这些节目只能是电视文化中的小众，属于非主流；其次，形式决定内容，用这本书中的话说——你根本无法用烟雾表现哲学，它的形式已经排除了他的内容。再次，在整个电视生态之下，所谓的“非主流“也只能融入主流，开创新的娱乐形式。去年一个英剧《黑镜子》中有这样一个故事，在未来某个时期的选秀节目上，一位选手情绪激动，用一块玻璃架在自己的脖子上，厉声控诉电视文化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冷漠与隔膜，同时批判评委们的道貌岸然与做作。不料这种罕见的真实与力度带来的情感感染力吸引了节目评委，他们打算以后为其量身打造一个节目，专门让其定时发泄各种不满情绪。控诉电视也可以成为一种电视节目来提供新奇体验从而娱乐大众，够讽刺的吧！更讽刺的是，这个深刻反思技术主导下的媒介文化对现代人的桎梏与伤害的故事本身是一个影视剧。我们在折服其立意脱俗，主题深刻，构思奇巧的时候，完全忘记了这记巴掌就打正在在观影的自己脸上。或许，也可以这么说，这种反思是一种”刻意反思”，一种娱乐供应黔驴技穷之后的突围，因为观众已经厌恶了影视剧中的各种陈词滥调，需要娱乐内容与形式的更新换代。波兹曼对电视媒介的批判承袭麦克卢汉“媒介即讯息”的学说，强调媒介形式而非媒介内容对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性。但他不止于此，从整个文化生态和社会认识论出发，提出媒介文化中人性被非人性、技术性的要求所压迫，变成了被动的接受者。为了形象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波兹曼在书中的许多部分对比了两部西方反乌托邦小说——一个是奥威尔的《1984》，一个是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两部小说都对未来世界进行了描述，《1984》认为人类文化会毁于集权政府的压制，人在强权下失去自我意志，我们毁于自己所憎恶的东西；而赫胥黎则认为西方文化将会莺歌燕舞、醉生梦死地消亡，而不是戴着镣铐一路哀歌，在《美丽新世界》中，技术带来的便利性泯灭了人性，文化成为滑稽剧，人们被自己所爱的东西毁灭。波兹曼认为在民主制度之下，西方文化的堕落是赫胥黎式的，而不是奥威尔式的。就像他在书中写道——如果一个民族分心于繁杂琐事，如果文化生活被重新定义为娱乐的周而复始，如果严肃的公共对话变成幼稚的婴儿语言。总而言之，人民蜕化为被动的受众，而一切公众事务形同杂耍，那么这个民族文化就危在旦夕。这些警示语言对我们同样受用。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一直在强调与国际接轨，包括技术、媒介、还有文化产业。当我们一切刚刚起步之时却从参考对象发现自己其实是在吃河豚。随着媒介技术在中国发展，相信波兹曼批判的“娱乐至死”的文化生态将会在中国展现。我还记得寒假时看甘阳编写的《80年代的文化意识》中写到：所谓的现代性其实包括两方面价值，一方面是积极价值包括民主、自由、法治的精神；另一方面是消极价值，包括大众文化、消费主义、享乐主义。中国的问题在于现代性的积极价值尚未建立，消极价值却已然泛滥。从这个角度上讲中国人既生活在奥威尔的世界（隐性），也生活在赫胥黎的世界（显性）。在新技术蓬勃发展，各种娱乐媒介不断推陈出新的时代，总有人悲观地认为书籍有一天会被电子书取代，纸媒将会消失，而电视台也已经步入“夕阳产业”的行列。似乎冥冥中有一个叫“技术”的火车头将我们推向到一个美丽新世界之中。我不这么认为，一定媒介形式只能承载一定的媒介内容，目前我没发现有人用电子书看柏拉图。但整个媒介生态“娱乐至死”的状况不会改变，囿于人性的弱点和娱乐的诱惑。这个道理用波兹曼的比喻更显生动——一条被逐渐污染的河流会突然变得有毒，大多数鱼类都灭绝了，游泳成为一种危险。但即使这样，这条河流看上去还是正常的，人们还可以在上面划船。换句话说，即使河里的生命都已经死亡，这条河流还是存在的，它的用途还没有改变，但它的价值大大降低，并且它的恶劣条件对周围的环境产生不良影响。如此说来，上述悲观论调也不无道理。印刷时代在理论上永远存在，但在事实上早晚会成为“告别的年代”。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a8ef2d1942323968011ca300a6c30c225901f01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