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国纪实摄影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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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中国纪实摄影的发展 摄影术传入中国的时间虽然较晚，但是发展的速度绝不亚于任何国家。在摄影术的影响下，中国也诞生了一大批通过“纪实摄影”而声名大噪的摄影师，例如谢海龙、侯登科、吕楠、卢广、李振盛等，他们通过记录当时的中国，反应当时中国人民的生活，也毫不隐晦地展露了中国社会存在的问题而被人们所熟知。 然而有些摄影师为了照片的艺术效果，将自己置于“救世主”的姿态来窥探他人生活中的阴暗面，刻意营造一些社会假态，博得他人的眼球，这与“纪实摄影”中的“真相”，于“人文关怀”中的“尊重”背道而驰。在纪实摄影中，摄影师与拍摄对象应当是“互帮互助”的关系，两者相辅相成，都是为了得到更好的生活而努力，绝非是一种“掠夺”与“被掠夺”的关系。纪实摄影也不仅仅局限于反应社会问题，它也能记录现实社会中人们幸福生活、积极向上的一面。 早在1826年，法国科学家约瑟夫·尼瑟福·尼埃普斯在记得家中拍摄出了世界上一张自家窗外的照片，奠定了摄影术的诞生。纪实摄影可以说从摄影术的诞生开始就存在了的一种摄影类别，而“纪实摄影”中的“纪实”二字源于拉丁文的“docere”，原意为“教导”的意思，这就说明纪实摄影的照片功能不仅仅是传达信息，还应当包括照片本身带给观赏者对于社会真相的认知。纪实摄影多以用来记录生活、社会现状，拍摄的对象也是来自真实的生活，将社会现状毫不修饰地展露给世人，也因为这些原因，纪实摄影具有一定的记录和保存历史的价值。 摄影术传入中国的时间较晚，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中国的纪实摄影一直处于中国摄影的边缘地位，当时的中国人对于摄影的理解，仅限于身份证，结婚证等一些证件照，或者是一些仿画的艺术照片，而照片出现最为频繁的地方，就是在新闻报道。而带有人文关怀以记录为主要形式的纪实摄影，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和人类思想的封闭下，始终没能成为一种表现形式。 在1976年以后，中国纪实摄影也随着这一历史节点，得到巨大的改变，对其影响最大的，属北京的“四月影会”。1979年，《自然·社会·人》摄影展览在北京举行，李晓斌和金伯宏可以说是联合推动了纪实摄影在中国的发展。由于中国的改革开放，整个中国无论从上到下，由里而外地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衣、食、住、行在他们的身边正在渐渐地进步。而李晓斌和金伯宏也是在这种情况下，将手中的照相机对准了平民百姓生活中的变化，并与同时代摄影师们一起，留下了那个时期中国变化的宝贵影响资料。 随着历史的推进，时间来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纪实摄影史上最为具有哲学色彩的纪实摄影师，侯登科，走入了人们的视野之中。作为中国历史上纪实摄影的先锋人员，侯登科在中国摄影史上可以说是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他是一名专业的农民摄影师，他以农民的视角来拍摄农民，代表作《麦客》、《黄土地上的女人》、《四方城》等，都真实地记录着当代中国社会变迁，当代中国农村社会发生的变化，从大到小，无微不至。他的贡献对于中国纪实摄影有多大，或许以其名字命名的“侯登科纪实摄影奖”就可以回答。他是中国当代纪实摄影中，最具人文色彩的一位纪实摄影师。 1991年，解海龙发布了拍摄的希望工程纪实系列的照片，《大眼睛》也包括其中，解海龙原本只是漫无目的地在农村进行摄影创作，但在创作的过程中，他发现了农村儿童求学艰难的可悲现实，于是他花费了将近6年的时间，深入地走进这些贫困地区孩子的内心，将这些现实问题通过照相机记录下来，形成了一系列的组照。这些照片已经发布，立即得到了中国社会各个社会层面的高度关注，各方人士自发地通过各种方式各种渠道来资助中国农村少年儿童教育的“希望工程”，自此以后，“希望工程”从一开始的举步维艰转为了一场声势浩荡的全民性质的公益活动。解海龙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充分地证明了纪实摄影的社会价值以及纪实摄影对社会的影响力，不仅仅如此，解海龙的这次摄影展，打破了中国摄影中运用摄影的方式来揭露社会残酷现实，社会现状的墙壁。自此，揭露社会残酷现状，揭发社会问题，记录人民艰苦生活的照片得到了解放，摄影师们手中的照相机，也开始瞄准这些状况，开始了一场纪实摄影的大变革。 吕楠，首位签约马格南图片社的中国大陆摄影师，他的作品《被人遗忘的人：中国精神病人生存状况》一经发布，得到了全国乃至全球的高度关注。直至今天，任有很多人对于精神病存在歧视、误解和不必要的恐慌。而中国当代著名摄影师吕楠，从1989年一直到1990年，访问中国多个精神病院和患者家庭，通过照相机，记录精神病患者的真实生活写照。吕楠揭露了当代人们都会选择避讳的话题，他通过亲身经历，与精神病患者面对面交流，不带歧视的目光，不带误解的思想，单纯地以一个纪实摄影师的身份与精神病患者交流，并将他们的生活状况，将他们的日常表现毫无修饰地展现给世人看待，从而试图消除世人对这些在他们眼中所谓的“异类”的歧视与误解。试问在那个连正常人都不容易生存的社会，这些精神病患者又该以什么样的心态来对待这样的社会呢？这是“吕楠三部曲”中的第一部，另外两部则是《在路上：中国的天主教》和《四季：西藏农民的日常生活》，前后一共花费了吕楠15年的时间拍摄，为世人展现了珍贵的人文影像。 卢广，被称为中国的唐·吉坷德。毒品、妓女、艾滋，卢广将这些社会的丑陋面翻了个底朝天，10个省的重工业发展被他切断，数千家工厂相继倒闭。卢广为了记录真相，他还深入毒窝，以身试毒，只为更加真实地记录毒品这一社会阴暗面。卢广通过照相机，记录了无数个“艾滋病家庭”，《艾滋病村》真实地记录了患了艾滋病后的家庭支离破碎的生活状况，得到了政府的高度重视，也在政府的强力干预下，无数个非法献血站被取缔，艾滋病的蔓延也得到了了遏制。2005年至2010年，卢广将镜头对香了中国的环境保护问题，无休止排放废水的管道，24小时排放废气的烟囱，在他的镜头下毫无保留地展示了出来，让更多的中国人意识到中国环境污染的问题，也是因为这一主题的拍摄，让卢广被广大工厂老板下了“悬赏令”，而卢广却并没有因此停止，而是越战越勇，因为他知道，他在做一件正确的事，这件事关乎亿万中国人民，不仅仅是他个人。卢广在中国纪实摄影历史上，可以说是一位不屈不挠的战士，他为全中国人民而战斗，为全中国人民的后代而奋斗。纪实摄影在他的手上，也成为了改善社会的一大利器。 总之摄影术诞生至今已有一百八十年的历史，纪实摄影可以说从摄影术的诞生就存在着。纪实摄影凭借着自身能真实地反映社会现状这一特点，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历史的见证者。历史上也有很多摄影师通过纪实摄影的手法传达出了当时的社会问题，从而引起了广大群众的关注并且通过政治、舆论等手段使当时的历史问题得到了改善和解决。 这些得到解决的社会问题并不单单依靠纪实摄影的力量，摄影师赋予照片人文关怀的力量也功不可没。摄影师走进百姓的生活中，用最为朴实的手法的将他们的生活展露出来，并在经得当事人的同意下将这些照片发布，给予世人观赏，世人会自发地通过各种途径来使当事人得到帮助，从而改变这一社会问题。所以，当摄影师将人文关怀的情愫附加于纪实摄影照片时，两者互相产生反应，使整个照片主题得到升华，社会问题得到放大，两者相辅相成，进而使人们自发地去关心、爱护、尊重处于这一社会问题中的人们。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a9cbe4eaaf02de80d4d8d15abe23482fb5da026a.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