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鸿主页》当下视点》文章 媒介文化研究：知识分子的发言场域 尹鸿 虽然将大众媒介看作是像"子弹"一样直射受者的理念已经受到了学术界有说服力的质疑，但媒介作为现代社会一种最具公众性和影响力的文化力量，一直是从法兰克福学派的阿尔都塞、阿道尔诺、马尔库塞到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雷蒙.威廉姆斯、斯图尔特.豪尔以及后来欧美的约翰.费斯克，G.莫多克等等文化研究者所关注的焦点。.大众传媒作为当代人生态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处理和回应真正的存在状况" ，不仅为人们提供信息资源、娱乐资源，而且建构着人们几乎所有的常识：关于真实与虚假、关于善良与罪恶、关于美好与丑陋，甚至它建构着我们对于国家、民族、阶级、阶层、社团、社群的所有认识，它也建构着我们对于男人和女人，对于幸福与苦难，对于现实与历史的认识，甚至对于家居用品、妇女用品的消费观念。大众传媒像一双巨大的看不见的手，时时刻刻暗示着、拨弄着、或者控制着我们的日常生活--精神和物质双重意义上的日常生活。正如许多学者所指出，媒介构成了当代社会的"新的权力核心" 。大众传媒所具有的如此重大的现实意义，不仅为当代文化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学术资源，而且也为在消费社会中饱尝"失语"焦虑的当代人文知识分子提供了切入社会实践领域的契机。 从20世纪中期以来，大众传媒研究在欧美国家的发展，借助于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现象学、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等当代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跨越哲学、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伦理学、美学等学科界限，在整个跨学科、跨领域、跨地区的文化研究大背景中，发展出两个重要的维度：一是媒介功能研究的维度，这类研究主要采用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方法，对媒介的工业机制、市场机制、传播效果、受众影响等等进行量化调查和定性分析，特别是对媒介的生产方式的研究，媒介中性、暴力等因素对受众、特别是青少年受众的心理影响的研究，广告对消费者心理和行为的影响的研究等等，都取得了既显著但又始终在被质疑中持续发展的主题；第二个维度是媒介批判维度，这类研究借用哲学、政治学、伦理学、美学等人文学科方法，对媒介及其媒介所传达的文本在当代社会中的角色、作用、意义作了反思性的分析、解读、阐释和批评，如法兰克福学派对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对文化工业、对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对文化霸权性的批判，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对大众文化、流行文化的批判，以及后来的文化帝国主义、媒介帝国主义、后殖民主义媒介文化、女权主义媒介文化等等研究都是媒介批判的重要内容。如今，媒介研究和媒介批判已经从30年前的边缘地位移动到了学术研究的中心，这种移动所带来的建制化后果，甚至已经开始被人们担心，它会被无往不在的资本力量改写为主流秩序的一种文化和声。 但是，在中国大陆，媒介文化的研究与欧美国家相比，甚至与台湾相比却至今仍然处在起步阶段。20世纪80年代末期，特别90年代以后，一方面由于传媒的社会角色越来越重要，传媒领域的文化冲突、文化较量和文化争夺越来越激烈，另外一方面则因为西方国家的文化研究和媒介研究的学术思想和学术立场越来越多地被中国知识分子所关注，文化研究以及媒介文化的研究才逐渐在中国出现。现在，人们正在意识到，在很大程度上，媒介文化研究不仅仅是作为一种学术发展、学科发展的结果出现的，更重要的是它成为了在失去新时期以来曾经拥有的文化建设权、政治参与权、社会精英权之后的知识分子介入、干预、作用于当代社会的中介。媒介作为一个话语场域，其实正是当代社会权力较量的一面镜子，一个角斗场，因而文化研究也便成为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发言的一个阵地。 应该说，媒介文化研究在中国仅仅只是一种正在开发的未来。由于传统的学科分野、传统的学术分野，不仅造成了媒介文化研究阵地的狭窄，而且也使媒介文化研究的人员相当稀少。与台湾相比较，台湾从70年代末期开始逐渐发展文化研究以及媒介文化研究，至今已经召开过近30次较大规模的文化研究学术会议，在10多所大学开始近百门文化研究的课程，就数十个文化研究的议题出版了近百部学术著作和翻译著作，以及发表了数百篇相关论文 ，相比之下，大陆的文化研究以及媒介文化研究则显得相当薄弱。而且，我们的媒介文化研究如同整个文化研究乃至整个人文学术研究一样，都处在一种学术后殖民的尴尬状态，我们不仅从西方发达国家寻求学术流行主题，而且几乎照搬西方文化研究的学术概念、方法甚至阐释，于是文化研究以及媒介文化研究在中国的学术合法性、学术正当性往往受到质疑，同时，数量本来就不多的媒介文化研究又往往在立场、视点、方法论上都简单移植。现有的多数关于媒介文化研究的写作其实都或者是对西方媒介文化研究的一般介绍或者是对中国媒介现象的一般描述，具有分析深度和学理深度的成果极其罕见。 媒介文化研究与媒介发展的不协调，已经开始受到人们关注。目前，我们媒介文化研究正在不断寻求新的发展：西方国家以及亚太地区的日本、台湾等文化研究理论和方法的主要著作，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以后和以外的文化研究著作的翻译介绍越来越广泛和深入，这为媒介文化研究、特别是媒介文化研究的参与者、关注者提供了参照；学术刊物、高等学院、学术机构正在逐渐开展媒介文化研究的活动，甚至一些学者、文化批评者也开始借用一些社会综合性传媒来传达媒介文化研究的思想和理念，扩大了媒介文化研究的社会影响；而最重要的发展，则是人们越来越多地意识到，无论是符号学结构主义或是精神分析方法，无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或者西方自由主义理论，都是在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下产生并被使用的，而中国的社会历史处境与西方国家有着巨大的差异，如果无视这种差异，很可能导致我们的文化研究脱离中国的社会现实，也从根本上脱离了媒介文化研究的实践性精神。 因而，如何借助于对本土文化的分析和思考，使外来的媒介/文化研究的概念和方法获得本土的合理性便成为当下媒介文化研究必须面对的挑战。比如，从全球背景来说，中国是一个在后殖民处境中的发展中国家，其媒介/文化现象往往受到这样的国家地位的重大影响，中国的传媒文化与全球文化有着复杂的关系，民族意识与国家想象往往联系在一起，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冲突对于中国媒介文化来说，不仅是经济冲突、文化冲突，也是政治冲突；从社会政治经济体制来说，中国与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都不同，实行的是特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双重力量复杂地作用于媒介/文化，我们在分析媒介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关系的时候，显然会发现中国媒介文化是一个比西方国家更加充满矛盾、变异、冲突、暧昧的文化空间；从社会阶级阶层的划分来说，中国没有形成西方社会大规模的中产阶层，而是由事业阶层、私营企业阶层、集体企业阶层、国营企业阶层、个体劳工阶层等等组成了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地位上都有着巨大差异的社会状态，因此，中国的"大众"远远比西方文化研究中的"大众"所包含的意义要复杂，人民、大众、受众在中国的媒介文化研究中必须重新审慎地定义和使用；从国家的民族、地域、经济发展的分布来看，中国处在一种相当不平衡的发展状态，北方与南方、内地与沿海、都市与乡村、男性与女性、汉族与少数民族都存在非常不同的文化诉求和文化意识，大众传媒对于他们也具有完全不同的文化意义。……应该说，所有这一切，都使"大众"、"大众文化"、"大众媒介"、"主流意识形态"、"霸权文化"、"文化工业"、"文化消费"、"文化认同"、"媒介专制"、"媒介民主"、"媒介多元化"等媒介文化研究的关键词面对着被创造性阐释和改造的必要性。否则，当我们抽象地借用法兰克福学派对资本主义文化工业批判的理论来反观中国的大众传媒的时候就会完全否定大众传媒在中国所具有的民主意义；当我们照搬西方的种族、性别、族裔、社群认同理论来分析中国传媒的文化意义时也会抹杀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阶段的特殊性；当我们借用西方的后殖民主义、第三世界理论来看待我们自己的媒介文化的时候也往往会陷入同样的后殖民主义的学术误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ab6eda7c0422192e453610661ed9ad51f01d548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