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眼中的“乡土社会” ——读《乡土中国》有感 吴 超 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写于解放前的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是一本通俗易懂的社会学著作。《乡土中国》不足五万字，是一本典型的“大家小书”。 费孝通先生的“乡土社会”概念的是针对西洋社会提出的。贾永梅在《“乡土社会”：以费孝通先生<乡土中国>为参照的解读》一文中指出，费孝通先生的“乡土社会”既包括乡村又包括城镇。它指的是中国境内与王权政治相对的社会空间，拥有两个与西方不同的根本特征，就是内在的礼治规则和外在的差序格局，而其中又蕴涵着等级与人情两种维系力量。等级是为了区分上下尊卑，人情是为了弥合身份差异。不过，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剧，中国人的血缘范围日渐缩小，社会流动越来越频繁，与西方文化之间的交流越来越深入。这一切前所未有的社会变化，都对“乡土社会”带来致命的冲击。 费孝通先生当年观察和研究乡土中国，从中国农村社会的分散的、特殊性的事实出发，把它们有机结合起来，从结构上进行分析，这种方法对于我们今天认识和了解农村社会，具有重要的指导和借鉴意义。但是，费孝通先生当时提出：“我确是认为只有‘放弃农业，开拓（不是夺取）工业’才是现有地主阶层应当采取的道路，但是同时他们必须放弃特权，把他们这阶层的性质由寄生而变成服务。”，这表明他关于对地主阶层出路的认识还存在不足。 现在，“乡土社会”的概念异常流行。不管是在社会学领域，还是在文学、历史学等领域，说到传统一定会提及“乡土社会”。然而到底什么是“乡土社会”呢？似乎没有人提过这个问题。多数论著都明确地认为，“乡土”就是“乡村”，“差序”就是费孝通先生所说的“水波纹”，“乡土社会”就是传统中国社会的别称。其实，事实并非如此。 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而费孝通先生认为中国社会的基层是乡土性的，那些被称为土头土脑的乡下人才是中国社会的基层，从乡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在乡土社会中所养成的生活方式处处产生了流弊，于是，土气成了骂人的词汇，”乡”也不再是衣锦荣归的去处了。所以，“乡土本色”一篇描述了乡土社会的概况，为不甚了解乡土情形的读者简要搭建了中国乡土的框架。 “文字下乡”与“再论文字下乡”两篇则从时间与空间角度分别阐述了传统乡土中文化的传递方式，从而引出礼治之适用于较少变动之传统社会和法治之适于变动较为剧烈之经济社会。费孝通先生认为：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已开始抛离乡土社会，文字是现代化的工具。我要辨明的是乡土社会中的文盲，并非出于乡下人的“愚”，而是由于乡土社会的本质。所以在提倡文字下乡的人，必须先考虑到文字和语言的基础，否则开几个乡村学校和使乡下人多识几个字，也许并不能使乡下人“聪明”起来。但是，只有中国社会乡土性的基层发生了变化之后，文字才能下乡。 “差序格局”、“维系着私人的道德”和“家族”三篇又成一体，通过团体格局与差序格局的概念来比较作为中西社会结构基本单元的团体与社区，并引申出了中西结构其本质的不同。费孝通先生认为：在乡村工作者看来，中国乡下老最大的毛病是“私”。说起私，我们就会想到“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屋上霜”的俗语，这俗语是很多中国人的信条。其实抱有这种态度的并不只是乡下人，就是所谓城里人，何尝不是如此。在差序格局中，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一个人推出去的，是私人联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因之，我们传统社会里所有的社会道德也只在私人联系中发生意义。在团体格局的社会里，同一团体的人是“兼善”的，就是“相同”的。在“推己及人”的波纹式社会结构中，也形成了维系人际关系的道德要素。家庭在西洋是一种界限分明的团体，而乡土中国的“家”通常是父亲一系的“大家”，费孝通先生称之为“小家族”。乡土中国的家不但承担了生育的基本功能，而且可以承担政治、经济、宗教等社会功能。 “男女有别”、“礼治秩序”与“无讼”三篇承前之礼治话题，从立法角度来具体考察分析乡土社会的秩序。以纪律维系家庭，反过来又影响了感情定向，造成了“男女有别”的现象。 普通常有以“人治”和“法治”相对称，而且认为西洋是法治的社会，我们是“人治”的社会。费孝通先生认为，乡土中国不是一个法治社会，“但是‘无法’并不影响这社会的秩序，因为乡土社会是‘礼治’的社会”，乡土中国的“礼”靠社会传统来维系和传承。礼制不同于法律，亦有别于道德。法律凭借权力机构强加于个人，道德靠社会舆论维持，按照费孝通的意思，做事合乎“礼”则更像“凭良心办事”的意思。 “无为统治”、 “长老统治” 、“血缘与地缘”与“名实的分离”四篇则通过考察乡土中权力的归属将权力分为四类：横暴权力、同意权力、教化权力、时势权力。费孝通先生认为，论权力的人多少可以分成两派，两种看法。一派是偏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ab8fbd5127284b73f24250d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