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传播学研究的三个问题 一、“议程设置论”讨论的是大众传播的客观传播效果，还是主观传播效果？ 1994年，“舆论导向”的要求被提出，本学科内一些同行想到了利用“议程设置论”的假设来引导舆论。既然出于这种功利目的，就会对该论产生误读。 郭镇之教授1997年在她的论文《大众传播媒介的议程设置功能》中回顾“议程设置论”这一理论假设时写道：“议程设置作为一种间接的媒介效果，获得了大量的验证，说明它是一种普遍现象。虽然这种效果具有潜在的歪曲‘图像’的危险，但它并不是一个贬义词。„„议程设置是一种客观的功能。”这里重要的是最后一句“议程设置是一种客观的功能”，这是一定范围内的很多传媒和传媒人在集体无意识中造就的一种传播功能，一旦变成主观、人为的设计，就存在问题了。 “议程设置论”提出的传媒工作环境是美国。在一定的区域内，很多不同传媒的记者和编辑，根据自己对事实的选择标准来采写和编排新闻，其中总有一些是多数传媒人不约而同认为重要的，于是在这个区域的具体时间内，可以排列出排名前几位的新闻（议程），这样的排名结果不是权力组织有意安排的，而是新闻自由条件下多数传媒人选择的结果。 对于每个记者编辑来说，他选择并加以报道的新闻本身，不可避免带有一定的主观因素，但就一个区域内的众多传媒带来的传媒议程而言，则是每个人都难以直接控制的客观传播效果。 议程设置论讨论的是这样一种情形或结论：这种传媒的议程与这个地区公众议程之间的关系，通常有一定的重合度。 中国的传媒体制与美国差别很大。所有的传媒都是在党领导下的，有些直接是党政部门的一部分，剩下的传媒无一例外，都必须挂靠在某个正式的党政部门之下；还有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的宣传部，每天下达各种必须报什么和不能报什么、如何报道的指示。这种情形下传媒的议程，基本是主观的和有意安排的。 在信息相对封闭的条件下，这种体制的传媒在影响公众议程方面十分有效。尽管如此，我们仍然认为传媒影响舆论的力度不够。这个时候读到“议程设置论”，会感到颇为亲切，太有用了。于是，“主动设置议程”成为一句常说的话，其实这与当初人家提出理论假设的内涵，基本不是一回事。 这种对传媒设置议程的认识，造成我们对该论的进一步误读：似乎只要某个议题上了媒介，安排在显著位置或黄金时段，就会对公众的议程产生决定性影响。我们还习惯于通过统计受众的媒介接触率来判断传播效果，而根据这种统计，很难弄清楚是否由于具体的议程设置而造成舆论的变化。 我们强调的“舆论导向”，具有较强的主观色彩，即希望现实的舆论呈现出引导者头脑里既定的理想图象，而议程设置作为一种媒介影响公众议程的功能，则是客观的。 如果所有的媒体人和传媒，均主观地按照同一种选择来设置议程，经常有意放大或有意隐瞒某些社会公认的重要议程，这就存在一个问题，即引导舆论的伦理。并非有效的就是道德的。 希特勒说：“宣传的任务不在于正确与错误。我们不能客观地提供对我们不利的事实，而要把只有利于我们的事实反复强调，不遗余力地宣传。”戈培尔说：“宣传只有一个目标：征服群众。所有一切为这个目标服务的手段都是好的。” 担任过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21年的陆定一，曾就此批判道：法西斯主义新闻观的要害在于“新闻就是政治本身”。马克思要求目的正当和手段正当的统一，他认为：“要求的手段既是不正当的，目的也就不是正当的” 具体一家媒体或一个记者在某一新闻报道上主动设置议程，算不上很大的问题，但若传媒整体均按照一个基调“主动设置议程”，其性质便是愚民了。 二、如何理解“媒介生态学”（Media ecology） 美国传播学者尼尔·波兹曼就媒介生态这个概念的内涵说：“媒介生态是将媒介作为环境来研究”（Media ecology is the study of media as environments）。另一位这方面的美国著名学者林文刚写道：“人不仅生活在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中，还生活在由媒介创造的环境中。”也就是说，媒介生态学讨论的是：媒介构成了现代人的一种生态环境，这种媒介生态环境如何影响着人和人所处的社会结构。 可是，我国的一些传播学研究者望文生义地理解这个概念，把它解释为“媒介是条鱼”，即媒介周围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等对传媒的影响，媒介生活在何种环境中。就此近年出现了很多文章，出版了不少书，还培养了下一代的学生，却得不出任何学科内普世性质的结论。因为这个意义上的“媒介生态学”是个伪命题。问题在于：谁不是这个意义上的“鱼”？任何事物和人，总得存在于一定的环境中。如果这个设定学科的逻辑成立，就会有无数的“××生态学”，然而，在国际上找不到对应的学科门类和学者。 三、“媒介批评”能成为一个研究方向吗？ 媒介批评，即对媒介的内容、媒介的体制、组织结构和行为表现等等进行批评。批评媒介是一种自然的发表意见的内容类别，没有规律可循，如何能够作为一个具有学术意义的研究方向？ 现在这种“研究”的结构大体是：先说说传播学批判学派如何批评媒介（这是宏观意义的学术性批判），然后说说我们现在对媒介的批评如何不够、不好（这完全无法与批判学派的批判相提并论，但摆起现象来很生动），最后说说应该怎样批评媒介。 批评媒介，人们有感而发，自然产生，爱怎样批评就怎样批评，无论你说多少条应该怎样批评的原则，不会有人理会的。 可是，现在我们不仅发表了越来越多的关于媒介批评文章和书，还开了全国性的学术会议，培养了下一代媒介批评的硕士博士，却没有对应的国际研究者，没有得出，也不可能得出任何能够成立的媒介批评的学理。“媒介批评”是一个不能成立的研究方向。 我曾看到一篇关于媒介批评的文章《媒介批评：新闻职业道德建设的新视角》，三个小标题分别是“媒介批评：社会角色的对话空间”/“媒介批评：建构权威·协商规范”/“媒介批评：新闻职业道德建设的新视角”；结论为：“当前应该准备的工作是：对内，新闻界的三大意识亟需提升；对外，政府、公众和社会都应在媒介批评实践中有所作为。” 我当时的评语是：“稿子行文思路有些像宣传文章，一再强调“媒介批评”如何重要，努力抬高“媒介批评”这个概念，结论没有任何学术内涵。” 以上本来不想说，怕伤了学界同行间的和气。但从学科发展的角度，我想还是说出來好，可以讨论。如果理论前提不成立，我们白做功。 2010年12月10日在香港城市大学“全球传播，本土视野”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b434ed01ee630b1c59eef8c75fbfc77da369975d.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