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危机与演进 中华文明在5000年历史演进中，为后人留下了包含丰富的哲学社会科学和治国理政的文化遗产，成为维系中华民族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且保持连续发展的思想源泉。然而，随着历史的发展，自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用用坚船利炮打开古老中国的大门，中国开始陷入了由“天朝上国”沦为西方资本主义殖民地的体系之中。面对鸦片战争引起的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的急剧变化和严重的民族危机，以及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不能承担起挽救民族危亡的重任，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之中，不得不经历剧烈变革的阵痛。面对呈现勃勃生机的“西方文明”,古老的中华文明立国之道似乎已日暮穷途。当时爱国的知识分子思想上受到极大震动和刺激，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惊醒，开始“开眼看世界”。为寻求富强，挽救民族和文化危机，不甘屈辱的仁人志士将眼光转向西方，拉开了探索中国实现走向现代化和民族复兴道路的序幕。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思想逻辑和发展路径也由此开始嬗变——由传统转向现代。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从君主立宪到民主共和，从洋务运动到新文化运动，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遵循器物—制度—文化的理路向西方学习。自那时起，中国有识之士开始用西方的现代社会科学方法来研究中国社会面临的问题，探索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路径。对于近代中国社会和中华文明遭遇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如有学者评价道：“这场大变局的实质就是中华文明相对稳定和独立地传承了三千年的历史逻辑被打破，中华文明的单一线性发展由此中断，从而开始了一个从民族性历史向全球性历史的转换过程。”[2] 1915年爆发的新文化运动将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潮流推向高潮，民主、科学、进步的追求和精神，唯物辩证法、科学实证等研究方法的引进，以及哲学、历史学、文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的分立和兴起，为现代哲学社会科学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由此发轫。“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3]形象地说明从苏俄传播来的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的影响。陈独秀、李大钊等人通过《新青年》等刊物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将马克思主义视为改造中国社会的理论工具，许多知识分子和进步学者也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进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1921年中共成立后，马克思主义成为思想界最时髦的思潮，并“日益作为科学为人们所理解、接受和信仰”，[4]研究马克思主义逐渐成为知识界的风气。据著名学者何兹全回忆：“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在学术界、思想界、史学界，我的感觉都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独步天下的时代”。[5]一大批知识分子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围绕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中国社会史分期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论战，撰写了许多重要的哲学社会科学著作，为中国当代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1949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中共中央先后出台一系列政策，尤其是1956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对指导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和繁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后，由于指导思想的反复和偏差，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经历了曲折乃至严重破坏。1978年，中共中央和思想理论界开启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极大地促进了哲学社会科学界的思想解放。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思想解放大潮的深入发展，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新时期。近年来，中共中央先后举行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会议，就如何繁荣哲学社会科学专门颁发相关文件。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深受鼓舞，为哲学社会科学的进一步繁荣发展营造良好的氛围。 概而言之，自近代 100多年以来，在西方文明的猛烈冲击下，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遭受到史无前例的重创，中国人因此丧失了文化自信，中国逐步卷入全球化的文化形态之中。先后陷入西化甚至全盘西化、俄化的陷阱，并逐渐建构出一套近代西方学术体系与知识体系。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也因此一直被西方中心论和苏俄社会主义模式的话语体系所笼罩乃至主导。事实上，换个角度来审视，不难发现近代以来中华传统文化尽管遭受到批判，但其精神和生命力并未消失，在反思传统文明和学习借鉴西方文明之后，可以说中华文化经历了凤凰涅槃。近代中国在经历纷繁复杂的社会变革的同时，也给后世留下了三种思想文化遗产：传统文化、西化资本主义文明和马克思主义。可以说，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构建是对三种思想文化遗产的扬弃。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b76b77e24593daef5ef7ba0d4a7302768e996f8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