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翻译专业教育的科学发展 近年来，我国的翻译研究与翻译学科建设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形势确实令我们欣喜鼓舞。然而，面对今天国家文化发展建设形势的要求，面对翻译行业日新月异的变化，如何服务国家大局，拓展翻译研究的空间，促进翻译学科建设和翻译专业教育的科学发展，是我们欣喜之后更应冷静思考的问题。翻译研究 ：关注两个“拓展” 关于翻译研究，我们至少应考虑在两个“拓展”上下功夫。第一个“拓展”是从研究对象或者研究内容来说，应关注从对翻译现象本体的研究向对翻译社会的研究拓展。纵观至今的翻译研究成果，无论是语文学范式、语言学范式、文学范式、认知心理学范式、文化学范式还是社会学范式等等的研究成果，从研究对象上来说，归根结底都没有脱离翻译文本或说翻译活动本体，讨论的问题终究是语言的转换，社会历史文化对译本或翻译活动产生或接受过程的影响，译本产生或翻译活动中的认知与心理机制等。随着全球化、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中国的翻译行业正快速发展并正逐步形成一支重要的文化产业，翻译研究应在不断深化和扩大对翻译活动本体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研究的视野和空间，关注与翻译行业相关的整个翻译社会的研究，如全球化、信息化时代翻译行业发展的特点与规律、翻译行业管理、翻译行业与其他行业的互动关系、翻译行业与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互动关系、翻译产业经济、翻译产业技术、产学研结合与翻译专业人才教育等等。翻译学科自身的特点决定了翻译研究只有立足实践，立足行业和社会发展的大局，才能走出学术的象牙塔，呈现出无穷的活力和旺盛的生命力。 第二个“拓展”是从研究方向来说，应关注从对外译中的研究向对中译外的研究拓展。严格说来，既然交流是双向的，翻译活动是双向的，那么研究也是双向的，不应割裂开来片面只谈某一点。但现实是，中外文化交流至今仍是不对称的（输入大于输出），由此而产生的交流实践活动及其延伸的相关研究自然也是不对称的。应该说，近几年来，中译外方面的研究无论从质还是量上有了可观的进步，但仍有待拓展和深化。目前中译外的研究成果更多是集中在对文学作品特别是典籍的对外翻译研究方面，研究领域比较局限；研究成果也不够系统深入，多停留在对文本语言层面的浅层分析上，借助社会学、文化学、对外传播学等相关学科理论对中译外文本和翻译工作进行跨学科深入分析、系统研究的成果还不多见。 因此，我们应从服务国家文化发展建设大局的高度，关注对中译外的研究工作。一是要进一步扩大研究的领域和范围，从对中国典籍的外译研究到对现当代中国文学、人文社科以及科技等各类文本的外译研究；从对文本选择、文本的翻译过程以及译本作为文化产品在目的语社会的接受效果和影响的研究，到对中译外活动与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互动关系研究等等。二是要深化研究内涵，从跨学科的视角对中译外涉及的各种现象和问题进行更系统、更深入的探索和思考。翻译教育 ：从技能训练转向专业教育回顾近十多年来我国翻译教育的发展进程，可以看到我们对翻译教育的认识是逐步深化的，翻译教育是在这种认识过程中不断进步和发展。早期阶段对翻译教育还有些模糊认识，将其作为教学翻译来看待，用外语教学的相关方法来教授翻译。之后，随着翻译学科建设的发展和学科意识的不断强化，我们开始认识到，翻译教学不等于教学翻译，需要摆脱传统的外语教学的束缚，目的是对学生进行系统的翻译专业技能训练。然而，随着翻译行业的快速发展，这种翻译教育理念也许需要更快调整，向前再跨一步。专业英语翻译 全球化、信息化带动了翻译行业的迅猛发展，其发展速度甚至超出了我们的预期和想象。如果说几年前我们才刚刚认识和接受机器翻译、机辅翻译技术和相关概念，转瞬之间，云计算平台下的语联网翻译（语言）技术与服务已呈现在我们面前。今天，翻译活动的工作领域、工作内容、工作形态以及工作手段都发生了划时代的革命性的变化，这种变化对翻译从业者提出了更全面的素质要求，要求我们在翻译教育方面也要与时俱进，转变教育理念和办学思路：即从对学生进行单纯的翻译专业技能训练转向重在全方位素质培养的翻译专业教育。转变翻译教育理念，要求我们不断改革翻译专业教学模式，丰富教学内容和教学手段，在传统课堂教学的基础上，开门办学，关注产学结合，用学结合，在对学生进行系统的翻译专业技能训练的同时，关注对学生的职业道德品质、行业知识、相关专业知识以及技术手段运用等综合素质进行全面的专业教育，以培养能够真正适应翻译行业发展要求的高素质、复合型专业人才。还需特别关注的一点是，翻译专业教育的改革和发展，也需要翻译专业师资队伍不断提高综合素质，优化知识结构 超越“文化转向”：翻译研究的国际化 在一个全球化的语境下讨论中国的翻译研究，自然要着眼于这一学科的国际化。我们首先要考虑到全球化所导致的文化趋同性和文化差异性的并存：若将其应用于翻译研究，便可得出这样的结论，既然作为一门学科的翻译学具有一定的共性，那么就应当将各民族的翻译实践放在一个广阔的国际背景下来评价其地位和价值，因而得出的结论就更带有普遍性，出于某一特定的民族 国别的翻译研究成果对于不同的民族 / 国别的翻译研究也应有指导意义。 另一方面，世界各国有那么多语言，我们所从事的翻译个案研究至多只能涉及几种主要的语言，因此，翻译研究在不同的民族和国家就有着较大的差异性。几年前，面对全球化时代英语的霸权地位，一些人甚至天真地认为，既然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人都可以通过英语进行交流，那么翻译还有什么用？但是从最近一二十年内翻译在世界各地的长足发展，我们恰恰又得出了相反的结论，翻译已经变得越来越不可缺少了，对翻译的研究也成了当今人文社会科学界的一门“显学”。由此看来，伴随着英语在世界范围内普及的并不是翻译的消亡，反而倒是翻译的更加繁荣：处于弱势的国家需要借助英语的中介将先进的技术和人文思想引入国内；而处于强势的国家则试图通过英语的中介将自己的文化和学术输出到国外。因此，要想实现翻译学的国际化，就不仅仅要将国外最前沿的学术理论引入中国，还应该在消化的基础上提出我们自己的理论建构，并将其用英文写出发表在国际学术刊物上，进行国际交流。 对于翻译研究或翻译学在当代的现状，早在 20世纪末，勒菲弗尔和巴斯奈特就曾呼吁过一种“文化转向”，虽然这一转向已成为历史，但是其影响仍在，正如根茨勒在《当代翻译理论》第二版修订本的最后一章“翻译研究的未来”(The Future of TranslationStudies) 中所描述的，“最近的翻译已经在世界上许多地区享有了一种复兴的地位„„例如西班牙、意大利、加拿大、巴西、中国，尤其是那些已经开放了边界的民族，包括中欧和东欧的一些国家。在全球化的时代，‘不太为人所知的语言’尤其受到了威胁，因此翻译及翻译研究便显得愈益重要。比较小的国家以及新的民族新近对翻译的研究将进一步丰富翻译理论。”(Gentzler: 187) 作为一位西方的翻译研究者，根茨勒对中国的翻译研究一直抱有浓厚的兴趣。几年前，他在为我和孙艺风主编的专题研究文集撰写的一篇论文中甚至公开号召，“美国的翻译研究学者能够从他们的世界同行，尤其是中国的同行中学到许多东西，因为在那里，这种历史的和描写性的工作正在良好地进行之中”（Wang & Sun: 117）。显然，根茨勒不通中文，他对中国的翻译研究现状的了解主要通过阅读中国学者的英文著述和论文，因此，面对国际学界对我们的刮目相看，我们中国的翻译研究者应该如何加速本学科的国际化程度呢？ 我有幸自2003年被国际翻译学的权威刊物《视角：翻译学研究》(Perspectives: Studies inTranslatology) 聘请为主编之一(co-editor)，专门负责审核来自中国和东亚地区的文稿，同时也审核一些纯理论和文化翻译研究的文稿。近十年来，我们发表了数十位来自中国大陆和港台的学者的翻译研究论文。在处理这些文稿的过程中，我们确实也发现了一些人才，许多人通过在刊物上发表论文拿到了终身教职甚至晋升为教授。由于我们的审稿完全是匿名的，往往直到文章发表我才惊讶地发现作者竟是一位来自一所名不见经传的普通高校的讲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b9a77b87d4d8d15abe234ea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