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鸣》曲在周朝及后世的礼仪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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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鸣》曲在周朝及后世的礼仪应用 本文阐释了 《诗经·小雅·鹿鸣》曲的渊源与应用。认为在周朝主要演奏于乡饮酒礼、燕礼及飨礼等嘉礼之中，是上古狩猎、祭祀、聚餐仪式在后世的衍化。周代之后，《鹿鸣》曲多为食举、朝会雅乐；汉代有“养老礼”，行礼时需演奏《鹿鸣》；此外，“鹿鸣宴”始于唐代，并延续了千年之久。 标签： 《鹿鸣》；周朝；宴飨嘉礼 据《仪礼》记载，在周朝，《诗经·小雅·鹿鸣》一诗主要演奏于乡饮酒礼、燕礼以及大射礼等诸多仪节中。[1]《礼记·射义》云：“古者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礼；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乡饮酒礼。”由此可见，周朝的射礼往往与宴飨嘉礼前后相连。所以，周代射礼中《鹿鸣》曲的演奏大致也可归于燕礼与乡饮酒礼。 乡饮酒礼与燕礼均属宴飨嘉礼，但运用场合不同。《礼记·乡饮酒义》孔疏云：“凡有四事：一则三年宾贤能；二则卿大夫饮国中贤者；三则州长习射饮酒也；四则党正蜡祭饮酒。总而言之，皆谓之乡饮酒”。古代诸侯之乡有乡学，学制三年，学成者会被推荐给诸侯。为此，每隔三年的正月，乡大夫都要作为主人举行乡饮酒礼，推荐乡中的贤能之士，并招待年高德劭者。另外，各州每年春秋习射时，以及各党每年蜡祭时也举行乡饮酒礼。燕礼是古代贵族在政余闲暇之时，为联络感情而与下属宴饮的礼仪。天子、诸侯、族人各有燕礼，但仪轨留存不全，《仪礼·燕礼》篇主要是诸侯宴请臣下之礼。《仪礼·燕礼》贾公彦疏云：“燕有四等。《目录》云诸侯无事而燕，一也；卿大夫有王事之劳，二也；卿大夫又有聘而来，还与之燕，三也；四方聘客与之燕，四也。”则燕礼的对象有出使而归的臣僚、新建功勋的属官、聘问之贵宾等；当然也可以无事宴请群臣。[2] 除乡饮酒礼和燕礼之外，行飨礼时亦演奏《鹿鸣》。飨礼是西周、春秋时期，天子、诸侯“为了招待某一个（或几个）贵宾，特别隆重举行的，这和乡饮酒礼在某种规定场合举行的不同”。[3]飨礼是一种高级的“乡饮酒礼”，其仪节较之乡饮酒礼、燕礼要繁复、隆盛得多。《仪礼》中的乡饮酒礼、燕礼，宾主之间有献、酢、酬三个步骤，称为一献之礼。而飨礼则视宾客的尊卑分等，最尊者有九献。 关于飨礼中《鹿鸣》的使用方式，杨宽先生总结说：“飨礼所用的‘升歌’，如果是诸侯招待使臣，便和乡饮酒礼一样，歌唱《鹿鸣》、《四牡》、《皇皇者华》。如果诸侯相互招待，就得歌唱《文王》、《大明》、《绵》”。 [4]不过，《礼记·郊特牲》孔疏云：“侯伯子男相见，既歌文王合鹿鸣也。准约元侯，则天子享燕侯伯子男，亦歌文王合鹿鸣也。” 似乎天子、诸侯之间相见，亦会歌《鹿鸣》。由于飨礼仪轨大多亡佚，具体情况难以详究。唯一能够肯定的是：诸侯招待使臣的飨礼中会歌《鹿鸣》。这在史籍中是有明载的。《国语·鲁语下》记“叔孙穆子聘於晋”，晋悼公待之以飨礼。晋国先用钟鼓演奏“肆夏樊、遏、渠”，再歌“文王、大明、绵”三曲，两套音乐因各是“天子所以飨元侯”和“两君相见之乐”，叔孙穆子均不敢拜。直到“乐及鹿鸣之三，而後拜乐三。”其原因就在于《鹿鸣》等三首是主国 国君赠送使臣之乐。 《鹿鸣》主要演奏于宴飨的嘉礼以及射礼前所举行的筵席上，其应用的深层意义，应如笔者在另一篇文章中所提及的：“鹿是习射的对象、仪式上的‘牺牲’，同时也是祭祀之后筵宴上的美食。……‘呦呦鹿鸣’之兴，应该是这种早期狩猎、祭祀以及聚餐仪式在后世的遗痕。”[5] 对于这种猜测，除《中鹿意象的象征性阐释》一文中涉及的上古岩画、甲骨铭文和文献记载等相关论证外，西方宗教学中所谓的“图腾圣餐”一说或可作为补充说明。“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弗洛伊德认为，图腾圣餐可说是‘人类最早的庆典仪式’。……英国学者罗伯逊-史密斯则指出，最古老的牺牲形式是动物牺牲，它比火祭祀，尤其是比农作物祭祀更为古老。而最古老的动物牺牲又是图腾动物牺牲。他认为，人和神之间的联系，是通过以图腾动物作为牺牲的宗教盛宴而体现的，所有氏族成员都通过吃食图腾而吸收图腾的一份力量。”[6]有研究者认为中国新石器时代也发现图腾圣餐的遗迹。如内蒙中部大青山包头塬上文化遗址的青铜器时代墓葬中，几乎每一座墓葬都发现有殉葬鹿头，少者七、八个，最多达四十多个，这些鹿头都没石化，有的鹿角尚清晰可辨。“鹿是北方古代民族的主要圖腾之一，他们可能像澳大利亚人、阿伊努人和吉利亚克人一样，每年举行一次图腾圣餐仪式，吃完鹿肉后，鹿头妥为保存，待有人死后，把鹿头作为陪葬物。” [7] 包头塬上文化遗址殉葬的鹿头，未必如上所说是图腾圣餐的遗留，也有可能是丧葬的一种仪式。不过，从新石器时代的赵宝沟文化，到历史上的鲜卑、蒙古、突厥等族，再到现今的鄂伦春、鄂温克等民族，都有鹿图腾的记录。因此，“呦呦鹿鸣”式的宴飨最早来自于图腾圣餐一说，还是颇有说服力的。 上古鹿崇拜在周朝礼仪化过程中渐次脱去其原始、神秘与血腥的色彩，以碎片化方式在乡饮酒礼、燕礼等宴飨嘉礼中存留。周朝之后，《鹿鸣》曲的应用亦大致与乡饮酒礼等宴飨相关。 汉代有“养老礼”，行礼时需演奏《鹿鸣》。汉明帝永平二年冬十月“幸辟雍，初行养老礼。”（《后汉书·帝纪第二》）其《幸辟雍行养老礼诏》云：“今月元日，复践辟雍。尊事三老，兄事五更，安车软轮，供绥执授。侯王设酱，公卿馔珍，朕亲袒割，执爵而酳。祝哽在前，祝噎在后。升歌《鹿鸣》，下管《新宫》，八佾具修，万舞于庭。”（《全上古三代秦汉文·全后汉文》）由此诏书看，汉明帝对“养老礼”颇为重视，招待“三老五更”的仪式非常隆重。“养老礼”歌《鹿鸣》的仪式仍可追溯至周代的乡饮酒礼。杨宽先生分析乡饮酒礼的渊源和功用：“‘乡饮酒礼’是由军事民主制时期的‘议事会’转变来的，它不仅是尊敬长老的酒会，而且具有长老会议的性质，是借酒会来商讨和决定军政大事的，也可以说是执政者的咨询机构，这在维护贵族统治上当然有其一定的作用。后来元老的政治权力缩小，这种‘礼’成为单纯的酒会仪式，用来尊敬贵宾和族长，着重于分别贵贱、长幼的等次，依然是维护贵族统治秩序的一种手段。” [8]由此可知，周代的乡饮酒礼本就具有尊老敬老之义。故而《礼记·乡饮酒义》郑注云：“乡饮酒义者，以其记乡大夫饮宾于庠序之礼，尊贤养老之义也。”其最初或因氏族部落围猎聚餐时，均由年老之族长主持祭祀仪式和分割猎物而来。周代的乡饮酒礼亦有在辟雍举行的， [9]《韩诗说》：“辟雍者，天子之学，……所以教天下春射秋飨，事三 老五更（”《诗经·大雅·灵台》正义引《五经异义》）。东汉的“养老礼”既然由周代 “乡饮酒礼”发展而来，[10]其礼亦举行于辟雍，其升歌肯定与《乡饮酒礼》一样选择演奏《鹿鸣》。作为《小雅》之始、演奏于《燕礼》和《乡饮酒礼》中的《鹿鸣》在后世更多是食举、朝会时的雅乐。古代天子饮食必奏乐。《乐府诗集·燕射歌辞》题解云：“《王制》曰：‘天子食，举以乐。’《大司乐》：‘王大食，三宥，皆令奏钟鼓。’汉鲍业曰：‘古者天子食饮，必顺四时五味，故有食举之乐，所以顺天地、养神明、求福应也。’此食举之有乐也。”依记载，东汉章帝始，《鹿鸣》成为宗庙食举和殿中御食饭举之乐曲（《宋书·乐志一》）。魏晋时期，《鹿鸣》不仅仍旧为食举乐，而且还应用于正旦行礼，是周代流传下来的四种雅乐中保存最完好、运用最长久的歌诗。晋代泰始年间，因周代《鹿鸣》只是宴飨嘉宾时演奏，并不用于朝会，故使傅玄、荀勖、张华别造正旦行礼及王公上寿酒以及食举乐歌诗十三篇，从此不再使用《鹿鸣》（《晋书·乐志》）。 汉代与《鹿鸣》曲有关的尚有王褒一事。《汉书·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载：“益州刺史王襄欲宣风化于众庶，闻王褒有俊材，……使褒作《中和》、《乐职》，《宣布诗》，选好事者令依《鹿鸣》之声习而歌之。”王褒新作颂诗，本用于歌圣德、宣风化，但以旧有的《鹿鸣》曲为调，可见《鹿鸣》在当时是被认作雅乐之代表作的。此三曲歌于太学，转而上闻。宣帝听而谓曰：“此盛德之事，吾何足以当之”（《汉书·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表明天子对所作之歌诗以及所配之乐曲均很满意。后来王褒亦因此被征。另外，《鹿鸣》又有琴曲，载于东汉蔡邕的《琴操》之中。 唐宋实行科举制度后，有所谓的“鹿鸣宴”。鹿鸣宴源于周代的乡饮酒礼。正如前述，周代乡饮酒礼有四种类型，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每隔三年，乡党向诸侯推荐贤能之士。此后，汉晋而下，间或行之。隋唐科举取士，其举子的来源大致有两种途径： 一曰生徒，“由中央和地方的各类学馆，经过规定的学业考试，选拔送到尚书省的”，二曰乡贡，不由馆学而出，而是经过县、州府的层层考试，选送至尚书省的。[11]乡贡这种从地方选贤择能送至中央政府的行为，颇类似于周代的乡饮酒礼“三年宾贤能”（《礼记·乡饮酒义》孔疏）的做法。所以，唐代依照周礼，州县于贡举之日举行乡饮酒礼。《新唐书·选举志一》云：“每岁仲冬，州、县、馆、监举其成者送之尚书省。而举选不由馆、学者谓之乡贡，皆怀牒自列于州、县。试已，长吏以乡饮酒礼，会属僚，设宾主，陈俎豆，备管弦，牲用少牢，歌《鹿鸣》之诗，因与耆艾叙长少焉。”唐代的乡饮酒礼依周朝歌《鹿鸣》之诗，故而又名“鹿鸣宴”。至于唐代“鹿鸣宴”的举行时间，傅璇琮先生考证应比《新唐书》所说的“仲冬”要早。此外，傅璇琮还认为“当时举送士子时，是否即按照这种仪式施行，是大可怀疑的，至少要打很大的折扣。……在大多数场合，恐怕只不過是具文而已。” [12]不过，考察《全唐诗》，韩愈、白居易、姚合、罗隐等人均有关于鹿鸣宴的诗句。这些诗篇多集中于中唐时期。由此推测，唐代“鹿鸣宴”的仪式应在中唐时期施行得较多。到宋代，鹿鸣宴更为普及，且经元代至明清仍旧盛行。此礼前后延续了一千多年之久。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bdb58ea2a65177232f60ddccda38376bae1fe03b.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