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之三祖的“宰割辞调”诗歌声律化进程 李白《古风五十九首》其一云：“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建安诗歌以刚健著称，为何成了“绮丽”诗风源头?近日读《文心雕龙·乐府》，至“魏之三祖，气爽才丽，宰割辞调”几句才豁然开朗：魏之三祖写作乐府歌辞，为了方便入乐，有意安排声韵，开启了诗歌声律化进程，诗风就从此走向“绮靡”一路。有学者认为《文心雕龙·乐府》这几句记载是说三祖乐府诗写得很美，“丽”和“靡”都是美丽的意思。这种理解虽然不能算错，但远远没有揭示出三祖“宰割辞调，音靡节平”的真正含义，更未能看到三祖“宰割辞调”的历史功绩，故不揣冒昧，略陈己见。 “宰割”，本指杀牲切肉，有分割、支配义。“辞调”，即歌辞用字声调，四字连用，意即切割词语，按声调进行搭配。这样做意在方便合乐。因为歌辞句式长短、声韵高下，会直接影响到合乐效果。《文心雕龙·乐府》云：“凡乐辞曰诗，诗声曰歌，声来被辞，辞繁难节。故陈思称‘左延年闲于增损古辞，多者则宜减之’，明贵约也。”左延年“增损古辞”，就是“宰割”歌辞。据《晋书·乐志》记载，汉末大乱，乐府毁坏，乐章亡缺，魏武帝使杜夔等人复建，才初具规模。但到了文帝黄初年间，“柴玉、左延年之徒，复以新声被宠，改其声韵”。《晋书·乐志》还记载了改造的具体篇目：“杜夔传旧雅乐四曲，一曰《鹿鸣》，二曰《驺虞》，三曰《伐檀》，四曰《文王》，皆古声辞。及太和中，左延年改夔《驺虞》《伐檀》《文王》三曲，更自作声节，其名虽存，而声实异。”左延年不仅改了歌辞，而且改了音乐。《晋书·乐志》云：“三祖纷纶，咸工篇什，声歌虽有损益，爱玩在乎雕章。”“损益声歌”，类似于左延年“增损古辞”“改其声韵”;“爱玩雕章”，类似于刘勰所说“宰割辞调”。 “宰割辞调”也叫“商榷辞藻”。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云：“若夫敷衽论心，商榷前藻，工拙之数，如有可言。夫五色相宣，八音协畅，由乎玄黄律吕，各适物宜。欲使宫羽相变，低昂互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这是沈约对永明声律说的一段经典阐述。所谓“商榷前藻”，就是合理安排声韵，使诗歌声、韵、调错杂使用。《文选》李善注云：“《楚辞》曰：‘跪敷衽以陈辞。’陆机《乐府篇》曰：‘商榷为此歌。’”“《文赋》曰：‘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说明沈约正是借助陆机《乐府篇》《文赋》中有关声律的论述来阐述其声律说的。 “音靡节平”的“靡”为亲顺、顺服之意;“平”，均平、正当之意。合而言之，就是音节平顺。合上句“气爽才丽”之“丽”，就是陆机《文赋》“诗缘情而绮靡”中的'“绮靡”。陆机对“绮靡”的解释是：“其会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贵妍。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文选》李善注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五色相宣，八音协畅”时就引了这几句话。李善解释说：“言音声迭代，而成文章，若五色相宣而为绣也。”“音声迭代”，即声韵高下搭配，错落有致。从三祖诗“音靡节平”，到陆机主张“诗缘情而绮靡”，再到沈约主张“五色相宣，八音协畅”，直到沈宋完成近体诗律，诗歌声律化正好走完了其完整过程。中唐诗人独孤及《唐故左补阙安定皇甫公集序》云：“五言诗……至沈詹事、宋考功，始裁成六律，彰施五色，使言之而中伦，歌之而成声，缘情绮靡之功，至是乃备。”近体诗到沈宋定型，“缘情绮靡之功”最后完成。所以所谓“音靡节平”，就是说三祖乐府诗声律谐畅。这在《文心雕龙》其他篇章中也可以得到印证。如《诔碑》云：“观其序事如传，辞靡律调，固诔之才也。”《章句》云：“歌声靡曼，而有抗坠之节也。”《声律》云：“左碍而寻右，末滞而讨前，则声转于吻，玲玲如振玉;辞靡于耳，累累如贯珠矣。”这些表述都包含着一个逻辑关联：调动辞藻可使声律谐婉。“左碍而寻右，末滞而讨前”，说的正是“宰割辞调”的具体情景。 在三祖影响下，魏晋人作诗普遍讲究声律。《文心雕龙·明诗》云：“晋世群才，稍入轻绮。张潘左陆，比肩诗衢，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或析文以为妙，或流靡以自妍，此其大略也。”“流靡以自妍”就是陆机《文赋》所说的“绮靡”和“贵妍”。而“析文”与刘勰所说“宰割”，陆机“遣词”“商榷”，意思相同。《文心雕龙·时序》又云：“然晋虽不文，人才实盛：茂先摇笔而散珠，太冲动墨而横锦;岳、湛曜联璧之华，机、云标二俊之采;应、傅、三张之徒，孙挚、成公之属，并结藻清英，流韵绮靡。”魏晋很多诗人作诗讲究声律还可以从其他记载得到印证。如颜延之《清者人之正路》记荀爽云：“至于五言流靡，则刘桢、张华;四言侧密，则张衡、王粲。若夫陈思王，可谓兼之矣。”沈约《宋书·谢灵云传论》云：“至于先士茂制，讽高历赏，子建函谷之作，仲宣霸岸之篇，子荆零雨之章，正长朔风之句，并直举胸怀，非傍经史，正以音律调韵，取高前式。”启功《诗文声律论稿》对《宋书·谢灵云传论》中《诗品下·序》所举魏晋人诗句一一做了分析，认定“都是律句”。 曹植、陆机等人所作乐府诗因讲究声律而便于入乐。《文心雕龙·乐府》云：“子建、士衡，咸有佳篇，并无诏伶人，故事谢丝管，俗称乖调，盖未思也。”意谓曹植、陆机都有乐府佳作，可惜没有机会被乐府演奏，说他们诗作不合曲调，那是没有考虑到他们的写作环境。《文心雕龙·声律》还具体指出曹植等人在声韵安排上的差别：“若夫宫商大和，譬诸吹�a;翻回取均，颇似调瑟。瑟资移柱，故有时而乖贰;�a含定管，故无往而不壹。陈思、潘岳，吹�a之调也;陆机、左思，瑟柱之和也。概举而推，可以类见。” 魏之三祖在推动诗歌走向声律化进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与他们垄断乐府诗创作权力有关。乐府活动属朝廷礼乐大事，郊庙、燕射歌辞多出自皇帝、大臣之手。曹魏乐府歌辞基本是三祖所作，曹植贵为王爷，才高八斗，有时也不能染指。《宋书·乐志》引曹植《�@舞哥序》曰：“故依前曲改作新哥五篇，不敢充之黄门，近以成下国之陋乐焉。”“不敢”者，“不能”之意也。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be8fbeb6824d2b160b4e767f5acfa1c7ab0082c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