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当代意蕴 作者：张 勇 来源：《求知》 2017年第7期 《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里程碑，自1939年在莫斯科首次以《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为题出版和自1953年在德国柏林重印以来，引起了世界范围的广泛关注。特别是“货币章”中的“三大社会形态”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思想走向成熟的标志。 《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写作背景与意义 马克思从19世纪40年代初根据革命斗争的需要，开始系统地研究经济学，在1848-1849年的欧洲革命失败后移居英国，1857年秋天第一次世界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马克思认为革命高潮即将来临。本着在“洪水之前”“自己弄清问题”的目的，从1957年10月到1858年5月，马克思对他在19世纪四五十年代所搜集的材料，创造性地加以概括和系统化，写下了篇幅为50多印张的手稿，即一般所讲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这就是《资本论》终稿的雏形。《手稿》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以及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结构等都作了详尽的论述，对劳动价值论、货币理论、剩余价值论和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趋势等问题都作了科学的论述。《手稿》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基本形成，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重大里程碑。 “三大社会形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 “三大社会形态”新论断是马克思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思想走向成熟的标志。马克思的“三大社会形态”论思想萌芽于《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他通过对西欧一些民族社会经济状况的考察与研究，勾勒了那些地区社会形式演进的大体轮廓:部落所有制、古代公社所有制与封建所有制共同构成的前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与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后来，马克思超越了西欧社会的研究视阈，将东方社会纳入视野，这一思想日臻成熟，其标志就是马克思在《手稿》中明确提出的“三大社会形态”理论。“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阶段为第三阶段创造条件。因此，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一道发展起来。” 实现人的个性自由全面发展体现了“三大社会形态”理论的价值追求。人的全面性是与一定的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方式相联系的一个历史过程。在以“人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前工业化阶段，生产力水平较低，个人主要在以熟人关系为基本特征的族群领域内生存，宗法、宗教等礼俗规范或裙带关系为调节社会伦理的基本手段，个人独立性为严密的人身依附关系所束缚。在“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工业化阶段，熟人社会逐渐被陌生人社会所替代，人的生活方式重心逐渐从群体本位向个体本位过渡，礼俗社会也逐渐向法理社会转型，结果人身依附性逐渐为个体独立性所取代。当然，在这个阶段，由于资本对个体的负面“物化”作用难以避免，个体的独立性是相对的。个人的全面发展只有在未来共产主义社会才能真正实现，然而，在这一阶段，人的全面发展并不会止步，“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 发展以“交换价值”实现为目的的市场经济是在“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必要条件。市场主体的权利与自由是以“交换价值”实现体现出来的。在市场体系中建立现代产权制度的目的是要确立市场交易主体的独立价值及其权利自由，为市场交易主体发挥积极性、能动性与创新性准备充分发展条件。这样，在生产力得到进一步解放发展的同时，自主、竞争、平等、公正、法治与能力等现代价值观念必将进一步深入人心。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要通过社会主义制度路径来发展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与工业化，以解决推动人的独立性与个性自由全面发展问题，为向共产主义社会更高级阶段的过渡奠定基础。 “四个全面”：“三大社会形态”理论意义的当代表达 党的十八大总结的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特征及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改革目标与马克思《手稿》所说的“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的人类第二大社会形态特点高度吻合。从这个意义上讲，“四个全面”战略思想既是新时代条件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次重大理论创新，也是马克思主义“三大社会形态”理论意蕴中国化的当代表达。重温马克思“三大社会形态”理论对提升我们对“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认知境界并增强行动上的自觉具有重大的理论指导意义与实践应用意义。 首先，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共享发展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应有之义。人的全面发展，不是抽象的、孤立的人可以实现的发展，而是社会中现实的与具体的每一个人的发展，因为“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或间接进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也指出：坚持共享发展，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增强发展动力，增进人民团结，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总结的那样，“发展的最终目的是造福人民，必须让发展成果更多惠及全体人民”。 其次，充分发挥资本作用与有效释放市场活力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目标。马克思说：“创造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是资本的主要使命。”全面深化改革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推动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相适应，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要达到以上目标，“首先必须使生产力的充分发展成为生产条件，不是使一定的生产条件表现为生产力发展的界限”。全面深化改革的目的就是要继续破除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生产条件的界限，“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再次，构建公权力约束机制与人民主体性社会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内在要求。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告诉我们：人民是权力的最终享有者，国家公权力是相对的、有限的，是要受到人民权利的限制和约束的。因此，加强对公权力制约和对人民权利保障的制度建设，建立健全对国家公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体系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内在要求。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公报指出：必须以规范和约束公权力为重点，加大监督力度，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必追究。必须坚持法治建设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保护人民，以保障人民根本权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承担应尽的义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共同富裕。 最后，完善民主集中制与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关键环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市场经济，在促进人的解放与发展的同时，其对人的物化负面作用在可预见的未来也将长期存在。社会主义本质特征之党的领导的优越性在于限制市场经济的负效应，为个体的全面发展创造全新条件。但是，党的领导面临新时期的新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贯彻民主集中制方面，民主不够、集中不够的问题都存在，但主要是民主不够，主要领导干部我行我素、独断专行的现象较为普遍。把党内民主制度体系作为民主集中制最重要的具体制度体系加以构建，是彰显党员主体地位、保障党员民主权利与增强组织活力的关键环节。 以“四个全面”战略为指导，着力推进民族复兴大业，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党确定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蓝图完满实现、中国人民的“自由个性”充分彰显之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必将再次大放异彩。 作者单位：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天津行政学院科社教研部 责任编辑：张 伟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bf92e5cc0f22590102020740be1e650e52eacff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