臧克家与何其芳的挚真情谊 作者：赵英秀 来源：《党史博采·纪实（上）》 2011年第2期 ■赵英秀 臧克家与何其芳同为上世纪30年代登上文坛的青年诗人，神交已久。1932年，臧克家与何其芳先后在《现代》月刊上发表了诗作。1933年，臧克家的第一本诗集《烙印》问世，何其芳步其后尘，于1936年出版了《汉园集》，翌年又出版了散文集《画梦录》。顾名思义，何其芳以细腻传神的笔触，画出了一个又一个好梦，颇为动人。臧克家在临清中学教书时，即曾先取部分篇章作为教材，其中有一篇描写农家少女玲玲的《墓》，含蓄深沉，他诚挚地推荐给青年学生。 1944年，臧克家与何其芳第一次在重庆会面。当时何其芳任《新华日报》社副社长，又是周恩来在国统区领导文艺工作的得力助手。这次会面，何其芳给臧克家留下了深刻印象热情豪爽的诗人气质，诚朴干练的革命家风度，令人肃然起敬。 何其芳对臧克家的关心与体贴，往往使克家深受感动。有一次，臧克家在与何其芳的聊天中，无意间提到了诸城老家生活的困难，不料其芳记到了心里，并很快将一笔款子寄到克家老家，等老家的人告知克家时，克家方恍然大悟，为此感动不已。 1949年，全国解放后，一对老友又在北京相聚了。作为文艺战线上的挚友，在创作上互相切磋的机会更多了。只是何其芳常固执己见，往往使克家进退两难。1958年前后，文艺界掀起了《楚辞》讨论的热潮，最后何其芳写了篇结论性质的文章，篇幅近两万言。当时臧克家在《新华月报》负责文艺稿件的编选，打算转载何其芳此文，但又嫌其过长，于是臧克家直言不讳地说：“我感觉第一节太长了点，再则与论点结合得也不够紧密，能否压缩一些呢？”何其芳笑了笑说：“克家呀，你知道，我写文章有自己的一套，七宝楼台，没法片段地拆下来。”何其芳笑语的背后是“固守长文”，臧克家只得无奈地说：“那根据刊物的要求，只有忍痛割爱了。” 1956年，臧克家编选了一部《中国新诗选》，出版前征求何其芳对编辑工作的意见。何其芳看完文稿后，写了一封长信，内中不乏中肯的批评，有几句写到： 我觉得你选中国新诗，不选自己的，这是不对的。不应以选家身份过分地强调自己，同样也不应因为自己选诗，把自家去掉了。这样不科学，不公允。鲁迅选小说，不也选了自己的作品吗？没有人说他。我建议你要选你自己的作品，重点放在1933年-1936年，这期间，你在诗歌方面代 表性较强。…… 臧克家捧读此信，深深地为何其芳的严正态度所打动。待《中国新诗选》付梓时，臧克家遵照何其芳的意见，加入了自己的4首诗。 “十年浩劫”期间，两位老友天各一方，音书杳杳。有一天，臧克家在江南向阳湖干校遇到严文井，严告诉他一些回京探亲获得的消息，其中谈及何其芳。严说某日去看望何其芳，他很兴奋，谈兴正浓，忽然间，一面摇头，一面自言自语：“我要回家，我要回家。”原来何其芳“文革”期间，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精神郁抑，遂患脑动脉硬化症，植物神经紊乱，时而发生意识障碍。 臧克家听了严文井的话，心里非常难过，寻思道：其芳本是一位很强健的同志啊，怎么会弄成这个样子呢？ 1972年秋，臧克家从干校回到北京。下车伊始，臧克家迫不及待地去看望何其芳。挚友见面，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久久不愿放开，而两张嘴几乎同时发出同样的声音：“不错，不错！”何其芳戏谑地问臧克家：“你挨了多少次批斗？”臧说：“大约三四十次吧。”何其芳接着说：“我比你至少要多五倍呢。”两人顿时哄然大笑。 之后，何其芳供职的文学研究所离臧克家的住处很近，彼此拜望的机会便多了起来。 一个冬日的午后，何其芳穿着棉大衣，拄着手杖，风尘仆仆地来到臧克家寓所。他兴致很高，臧克家连忙帮他脱掉大衣，两人边品茶边聊天，天南地北，海阔天空，忽然，臧克家话题一转，提到当前关于《红楼梦》的辩论问题上，臧克家直截了当地说：“最近我看了报刊上发表的一些文章，也拜读了你的宏论，觉得你的说法亦似乎欠妥吧？” 不成想，一向拘泥己见的何其芳，这次却异常平静，他谦诚地说：“我们这些老知识分子，哪能不受到‘人性论’的一些影响呢？”原来当时学术文艺界对于“人性论”讳莫如深，而何文的论点里面，恰恰渗透了“人性论”的影子，臧克家为这位老友的坦诚与本真深为感佩。 1975年，一个冬日的上午，臧克家到东单裱褙胡同去看望何其芳。好不容易才找到何的住处。两间会客室，早已变作书库，排排书架，拥拥挤挤。老朋友一见面，一阵热烈的握手后，何其芳便张罗着泡茶、拿水果等。当臧克家向何其芳询问是否能写些诗歌时，何其芳慨然叹息道：“诗，一时写不出，．既无诗料，又无诗兴，我想翻译点海涅的诗。” 臧克家当即说：“听一位朋友说，经常在外文书店里遇到你。” 何其芳应答道：“是的，常浏览外文新知，顿觉外面的世界很广阔。” 臧克家又问：“其芳，你还写旧体诗吗？” “还写一点，只是写不好。” 一句话，唤起了臧克家的回忆：“文化大革命”以前，我请你给我写个条幅，你让我从你的《戏为六绝句》中选一首，你写了，我装裱后悬挂室内，可惜“文化大革命”期间失踪了，你再给我补写一幅吧。” 何其芳欣然应允。 此时，臧克家望着何其芳楼上那林林总总的书架，不觉话题又落到书上，说：“1964年我在青岛疗养院休息，有一次和邻居顾颉刚先生谈到谁的藏书多，扳着指头算来，你是五大藏书家之一，他说你有三万卷呢。”何其芳听了颇为高兴，笑着说：“我曾叫孩子们点过，近乎三万卷吧。”说完便哈哈大笑起来。 臧克家从何其芳处回来不久，何其芳便送来了新写的条幅，字体工整而娟秀： 已有谁人承鲁迅？ 更期并世降檀丁。 春兰秋菊愿同秀， 流水高山俱可听。 涌现工农新艺苑， 改更文学旧模型。 画家明日非专业， 无限碧空灿万星。 这是何其芳的一首新作，是为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33周年写的14首七律之一。于是臧克家把这幅字重新裱好，悬挂墙上，时时作壁上观。有知情的人看了，对臧克家说：“何其芳给您写这幅字时，屋子里暖气不暖，他穿着棉袄棉裤外加皮大衣，伏在桌子上写，扯了四张。最后写成了，因无好印泥，又跑到一位朋友家借来印泥，盖上图章。”臧克家听了这些话，心里颇觉忐忑不安：“其芳负病在身，对这点小事竟如此认真！” 1976年7月，是茅盾、曹靖华两位文学大师80寿辰，臧克家约好12位老同志，拟集会聚餐，杯酒同贺。但又寻思：眼下“四人帮”打击陷害老干部，毒焰正炽，宴会之事恐不合时宜。何其芳亦认为，12位“老权威”聚会一处恐生疑窦，不若暂搁，等待时机。 不觉一年的光景逝去，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在万众欢呼声中倒台了。正如古诗所写“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1977年7月4日，12位老朋友终于围在一张“丰泽园”的大圆桌上，祝贺曹靖华80周岁诞辰，并为茅盾80寿辰补贺。何其芳与臧克家肩靠肩并坐着，何其芳情绪特别高涨，说话声音格外洪亮，他说：“我们这些人的岁数合起来超过840岁，相当于一个周朝啊，欣庆乱局结束，旗开盛世！” 臧克家紧接着搭话，他兴致勃勃地说：“盛世要有盛举，说说你即将大展的宏图吧！” 何其芳说：“我的野心很大，想写部百万字的长篇，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开始，写一个知识分子前进的历程还想写一部中国文学史，怕时不我待，先搞个提纲出来还想写些散文和长篇回忆录，已经和延安时代的同事碰了碰印象诗兴又有点儿动了，也想写点诗……你看这野心是不小吧？”说完便哈哈大笑起来。 不料想，“十二老”聚会20天后，即1977年7月24日，何其芳突然病逝。老友臧克家简直难以接受，总觉得“其芳还活着”。有时，院子里偶尔传来声音，仿佛何其芳在亲切地喊着“克家”，恍惚间，觉得“其芳来了”！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c4ac0fe857270722192e453610661ed9ac5155f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