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其芳资料 1931年至1935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课余致力于诗歌和散文创作，诗文编入《汉园集》、《画梦录》、《刻意集》和《预言》。他早期作品表现了对黑暗现实的不满，抒发了找不到出路的苦闷和对美好生活的憧憬，艺术上追求中西融合，成就突出，产生了较大影响。《画梦录》获1936年《大公报》文艺奖金。 知识来源：马良春,李福田 总主编.中国文学大辞典·第五卷.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第3014-3015页. 使少年人自甘寂寞的直接原因还不是环境，而是书本。从十一、二岁开始，何其芳就与那些绘图绣像的旧小说结成不可分离的伙伴;他家藏书有限，除了《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聊斋志异》等中国古典名著之外，再也找不到其它更适合于少年人阅读的文学作品了。他也硬着头皮把《昭明文选》中班固的《两都赋》、左思的《三都赋》等读下去，但感受不很深。后来又找到一部《赋学正鹄》和一部《唐宋诗醇》来读，才颇有心得，其中李白和杜甫的诗歌尤使他喜欢。他一生始终不能忘情于诗歌，忘情于诗意醇厚的文字，根源就在这里。精致而丰富的中国传统的诗词歌赋，给予何其芳以文学的启蒙，他最早(大约十四岁以前)从中领悟了语言艺术的魅力)。这启示了他后来在自己的诗歌和散文作品中怎样运思炼句，他独特的语言风格的形成与此关系密切。但是，传统也给他带来很大的负担，他象许多著名的现代作家一样，终其一生没有完全摆脱开传统文学的“镣铐”，这也许是新旧文学交替中的必然规律。诗歌受语言形式的巨大约束，这是人所共知的。领略过旧体诗词和文赋之美妙的何其芳在创作新诗和具有诗意的现代散文时，必然有意无意之中“留连”旧光景，唯恐新形式失去诗的醇味;他的早期诗作确实在很大程度上融会贯通着中国古典诗歌的美质。但这样也使得他对现实生活的反应比较迟缓，甚至时时感到“思路枯涩”， 因为旧形式的完美和作者对它的萦念，使得更有力的新形式的降生非常艰难。何其芳确定不了他在写作时候的“过分矜持”是他的“好处吗还是弱点”(《刻意集》序)，是不难理解的。对此，何其芳还有一段说明的文字： “我呢，我从童时翻读着那小楼上的木箱里的书籍以来便坠入了文字魔障。我喜欢那种锤炼，那种色彩的配合，那种镜花水月。我喜欢读一些唐人的绝句。那譬如一微笑，一挥手，纵然表达着意思但我欣赏的却是姿态”(《梦中道路》)。谁说得清楚这里的态度主要是自赏还是自我批评呢? 第一高小前身是“太白书院”，位于风景秀丽的太白岩下，相传李白曾到这一处结庐读书。何其芳在这期间不止一次偕同其他少年沿着曲折而上的石级登临太白岩，眺望附近的山岭、山下大湖泊似的盆地和东去的大江。后来有人评论何其芳的诗文时，说他受卢梭的影响，表现了对大自然的喜爱。何其芳自己辩解说，他只把自然当作“一种背景，一种装饰”，“从来不喜欢自然”(《给艾青先生的一封信》)。这里应该作一些分析：何其芳与西方不少浪漫派作家崇拜自然相比而言，确实有很大的不同， 自然景物在他的眼里并没有神奇的魅力，只有在诗文里当作意境的组成部分(即他所谓的“背景”和“装饰” )来描绘时才能引起他的注意。但是，客观地说，大江两岸的秀丽风光对于他的创作还是有潜移默化的影响的，这不仅表现于《画梦录》的多篇散文中，而且表现于《王子猷》、 《浮世绘》、 《还乡杂记》以及1972年写的未完稿的另一长篇小说中;就是《燕泥集》中的不少抒情诗，也都得益于他青少年时代生活过的长江流域的环境。那首从梦中得到“灵感”的《爱情》(1932年)就是突出的例子：诗人眷恋着“南方的爱情”，那“爱情”由于融汇入南方山麓泽畔的动人景象(诗中没有明显地点出，只以象征的手法带过)而显得轻柔，缠绵，就是“醒来的扑翅声也催人入睡”。何其芳主观上关心人生苦乐远胜于关心身外的自然物，但自然物却作为一种重要的感觉要素融汇于他的创作中。实际上，何其芳难得将自然物作为外部的背景或装饰来加以描写;只是透过“文字魔障”，他才捕捉到“情感化”的自然物的“色采”和“图案”。他语言上的清新和柔韧之处，主要在于此;一旦直接面对现实人生，他的画笔往往便显得有些拙直。仅从这点而言，何其芳是“本色的”浪漫主义诗人，没有自觉地意识到自己的诗情深深地孕育于大自然之中。 ——假若被留下了他便要失去他永久的青春。”这也是何其芳常常引用的李煜词中的“留连光景”一语的涵意。它不仅概括了何其芳早期的人生观及恋爱观，而且代表了他当时将生活与艺术合一、甚至将艺术凌驾于生活之上的唯美主义艺术观。他在《画梦录》代序中说：“对于人生我动心的不过是它的表现”，表达的是同样的意思。这里除了西方唯美主义思想外，从《王子猷》和《浮世绘》中还可以看出，本国的老庄哲学对何其芳也有影响。 从何其芳的心泉喷发诗歌珠玉的时间是比较短暂的。1932年这次作诗的高潮过后，何其芳便开始集中从事散文创作，这就是1933年至1935年夏之间《画梦录》中诸篇产生的因由。《画梦录》(1936年夏)结集出版的时间比《汉园集》稍晚几个月，却比后书中的《燕泥集》给何其芳带来文坛上更大的成功。1937年夏，散文集《画梦录》与曹禺的剧本《日出》，芦焚的小说《谷》同时被宣布获得天津《大公报》文艺奖金。主持评选的作家肖乾代表评选委员会对《画梦录》作了这样的评价： “在过去，混杂于幽默小品中间，散文一向给我们的印象多是顺手拈来的即景文章而已。在市场上虽曾走过红运，在文学部门中，却常为人轻视。《画梦录》是一种独立的艺术制作，有它超达深渊的情趣” (肖乾《鱼饵·论坛·阵地》)。这一评语很能说明早期何其芳的散文比他的诗歌得到评论界更大的优遇的原因。五四以来，现代散文的发展速度迅猛，成绩可观，但自成一体的“美文”或抒情散文在当时却并不多见，即便有，也多是偶有所感的零星制作，而何其芳倾注全付心力去“以很少的文字制造出一种情调：有时叙述着一个可以引起许多想象的小故事，有时是一阵伴着深思的情感的波动”，与他以前写诗一样， “追求着纯粹的柔和，纯粹的美丽” (《还乡杂记》代序)，很自然地会使这些诗意化的文字成为散文领域的创格之作。从现在的眼光来看， 《画梦录》所收的十七篇文章多数可列入“散文诗”的范畴中，而且在表现作者的人生态度和状物写事方面要比他同一时期的诗歌更为细腻、详賅。这自然是因为“散文诗”的性能与“诗”有所不同：前者更擅长于进行描绘和说明事理，具有散文的灵活性和方便性，后者必须更加精粹和凝炼，在诗意的浓度上以及语言形式上与散文相比都要有质的飞跃。因此，我们不应该抬高《画梦录》以贬低《预言》。实质上，它们是反映何其芳早期思想和文学成就的双璧。由于何其芳是从诗的意兴出发写作他的许多散文的，而且，他在“散文诗”领域的贡献至今还少为人提及，他的诗歌却是越往后在新文学史上的影响越广泛，所以这里的评述以诗歌为重点。 知识来源：徐迺翔 主编;徐迺翔,陆荣椿,蓝棣之 编.中国现代作家评传·第三卷.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6.第359-403页. 《画梦录》获得《大公报》首届文艺奖 字体 [大] [中] [小] 《画梦录》是何其芳的第一本散文集，收入1933——1935年间所作散文16篇和1936年写的代序《扇上的烟云》1篇，1936年7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何其芳的散文创作有意“以微薄的努力来证明每篇散文应该是一种纯粹的独立的创作”，力图“为抒情的散文找出一个新的方向”，因而他“追求着纯粹的柔和，纯粹的美丽”(《我和散文——〈还乡杂记〉代序》)，在艺术上精雕细琢，开创了散文创作“精致美”之路。《画梦录》出版后，在散文界引起强烈反响。恰值《大公报》评选“文艺奖金”，文艺副刊主编萧乾约请杨振声、朱自清、朱光潜、叶圣陶、巴金、靳以、李健吾、林徽因、沈从文和凌叔华十人组成“文艺奖金”裁判委员会。经过反复酝酿磋商，投票推荐，到1937年5月公布出评选结果：小说是芦焚的《谷》，戏剧是曹禺的《日出》，散文便是何其芳的《画梦录》，一千元奖金“由三位平分”(萧乾《鱼饵·论坛·阵地——记〈大公报·文艺〉，1935——1939》)。1937年5月12日《大公报·文艺》第190期上公布的评选结果和评选意见，对《画梦录》的评价是： “在过去，混杂于幽默小品中间，一向散文给我们的印象多是顺手拈来的即景文章而已，在市场上虽曾走过红运，在文学部门中，却常为人轻视。《画梦录》的出版雄辩地说明了散文本身怎样是一种独立的艺术制作，有它超达深渊的情趣”，并转述了书评家刘西渭(李健吾)、李影心的具体评论，充分肯定了何其芳在散文艺术上的追求和创新。经过这次文艺评奖，《画梦录》在文坛的影响更大，成为当时和后来许多文学青年仿效的一种范本，从而促进了我国现代散文中“绮丽”一派的持续发展。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dc042a30650e52ea5518987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