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开创当代秘书学的脊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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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注 当 代 秘 书 学 发 展 的 学 者 ——记1962届校友、上海大学《秘书》杂志原副主编、秘书学家刘耀国 在人生的行旅中常常会出现奇特的现象，就是当人生长途延伸到一个新的偶然的境遇，会改变方向，并使其事业辉煌。 开拓中国当代秘书学的学者之一刘耀国就是这样的人生。 他学工科出身，却创文科事业。他在社会学领域已出版了一本著作和发表了一些文章，却因被调去加强《秘书》杂志领导和秘书学科建设，为顺应工作需要，忍痛割爱地把学术研究转向新的领域。至今在全国秘书学界，他被誉为“中国当代杰出秘书学家”；在全国公文学界，他兼任中国公文写作研究会副会长兼学术委员会副主任，被誉为“公文学家”；在应用写作学界，他是总部设在新加坡的国际汉语应用写作学会顾问，多次参加国际汉语应用写作学术会议。 2007年10月的一天，刘耀国接受了我们的采访。初次见面，他给我们的印象是朴实无华，虽然年过花甲却显得年轻许多。 “刘会长，今日采访，主要是了解你苦心研究秘书学和开拓中国当代秘书学的历程，让读者分享中国当代秘书学的成果。”我们说。 他谦和地说：“主要是让更多的人知道并关注中国当代秘书学的发展。” 他大气，却不张扬。 作者 开拓秘书学的学科领域 “俗话说，万事开头难。秘书学是一门很年轻的学科，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初。”刘耀国说，“很多秘书工作者、秘书专业教学人员以及一些学者，都热情奔放地投入于这门新学科的研究之中，显示出秘书学有强大的生命力。” “这是一件大好事。在中国，从事秘书工作的人员是一个很大的数字。秘书工作关系到领导工作的成败，关系到我们事业的兴衰，是一门重要的新兴学科。”我们说。 他立即点头，后又摇了摇头说：“不见得所有的人都这样认为，有些人不承认秘书学的学科地位，不让它步入高等学府本科专业的‘神圣殿堂’。” “为什么？秘书学涉及文书学、公文学、档案学、写作学、传播学、管理学、领导科学、人才学、系统论等，是一门综合性学科”，我们感到惊异。 “一种新思想、新理论刚诞生时，最常见的阻力往往是传统科学的排斥，传统观念的指责，甚至是个别专家权威的非难。关键是坚持走自己的路”，我们表明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我和许多同仁正是这样做了”，刘耀国说：“以我个人为例，我发表论文百余篇。其中：《试论我国秘书科学准备阶段的特点和作用》一文，在全国秘书学界首次提出我国秘书科学发展史可分成4个阶段的学术观点。《秘书科学萌发与清代幕学专著》一文，在全国秘书界首次阐述我国秘书科学萌发于18世纪下半叶的学术观点，其主要标志是清代幕学专著《佐治药言》的问世。《试论清代幕学与仕学的相辅相成》一文，较早地指出要把秘书工作的研究置于领导工作的研究之中，因为秘书工作系统置身于领导工作系统之中。” 特别是，他强调说：“《论我国秘书科学萌发阶段的特点》一文，指出我国秘书科学的萌发以幕学的特殊形态出现，幕学是我国封建社会秘书活动一般经验积累和幕学活动特殊经验总结相结合的产物。此后，《论我国秘书科学开创阶段的特点》一文，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秘书职业教育和秘书专业教学的社会需要是我国当代秘书科学应运而生的直接动因，也是推动我国秘书科学不断发展和深入的直接动力。” - 1 - 我们接着他的话题说：“你的不少论文被一些学术论文集收录和学术期刊转载，或被一些其他学术论文引用。你的主要业绩被不少学术专著介绍，如《中国当代秘书学家论》一书中，你被列为中国当代15名秘书学家之一；在《中国秘书史》一书中，你被列为中国当代秘书学界13名学术带头人和卓有成效的秘书学专家之一。这些资料我们已经查阅过了。” 他仍然谦和地说：“我只是其中的一个。” 推动秘书学的实践创新 “据我们所知，任何一种科学理论或学说的产生，都必然要经历一个酝酿、孕育和发展的过程，都有一段潜在期和孕育期。是不是？”我们问。 “是的。滥觞于上世纪80年代末我国秘书学史的研究，已故安徽大学董继超教授有自觉的开创之功，我只是接过了对这一课题的研究而已。我对秘书科学史的分期，提出了‘四分法’见解。即：孕育阶段，从先秦到18世纪下半叶；萌发阶段，从18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期；准备阶段，从20世纪初期到70年代末期；开创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至今。”接着他又补充一句说：“这一分期，能否作为秘书学史发展分期的最后定论，还有待进一步研究。秘书学界现有的主要反应是，此说是持之有据、言之成理的。” “据我们所知，秘书学的创建比较艰巨，既要开山引路，又要奠基铺石。在推动秘书学建设方面，你做了哪些工作？”我们问。 “粗略地回忆一下”，他说，“我的成果主要在论文上，当然著作也有一些，如主编了《改革时期的秘书工作》，编著了《家用文书》和《民用文书写作一本通》，另外还是《机关文书写作大辞典（修订本）》的主审之一等。我应邀为6本秘书科学学术专著作序，如郎一轮的《秘苑探微》、李荫臣的《秘书工作五大基本功》、眭达明的《文牍趣话》、卫世平的《古代公文工作简论》、杨树森的《秘书实务》等。在1998年之前，我具体主持《秘书》杂志日常工作十余年，在《秘书》杂志上首创了多个特色栏目，既为刊物增添特色，也起到一定的导向作用。” “《秘书》杂志在当代中国秘坛上有着广泛影响。据说在你具体主持〈秘书〉杂志日常工作期间，江泽民、吴邦国、黄菊、陈至立等领导在上海工作时曾为《秘书》杂志题词赞誉，发过贺信？”我们问。 “是的，这是各位领导对《秘书》杂志的厚爱。作为高校主办的一本业务期刊，能得到这样的待遇，至今很少有过，说明领导对秘书工作的高度重视和深度关怀。”接着，他又补充说，“《秘书》杂志创刊五周年、十周年，100期出版纪念时，不少省、市、区党委和政府办公厅发电发信祝贺，全国秘书界和秘书学界代表到会祝贺。” 此时，我们与全国秘书界的各方人士一样，心里明白：当代秘书学自开创以来，有了飞速的发展，这一切的成功，其中也渗透着刘耀国的一份心血和精力。 促进秘书学研究的队伍建设 “秘书学研究有利于秘书学人才的发现和培育。识才、爱才、育才，是秘书学研究的必然结果，是吗？”我们对队伍建设同样关注。 “秘书学研究的人才特别需要有力的支持、热情的帮助，需要善意的批评和正确的指导。在这方面我也是积极带头、以身作则的”，刘耀国说。 处于开创时期的当代中国秘书学 ，要站稳脚跟，向前发展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有一批“叫得响”的学术带头人；二是，有一批有影响的学术著作。而这两个相关连要素的确立，均离不开加强学术评论，开展学术批评。刘耀国摒弃偏见，投入到学术评论和批评的行列。 “刘会长，你是怎样开展学术批评的？有过担心和顾虑吗？” - 2 -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ceea604af7ec4afe04a1df3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