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学成才的国学宗师钱穆.txt爱一个人很难，恨一个人更难，又爱又恨的人最难。爱情永远不可能是天平，想在爱情里幸福就要舍得伤心！有些烦恼是我们凭空虚构的，而我们却把它当成真实去承受。 自学成才的国学宗师钱穆 最高学历仅为高中肄业，依靠长期刻苦自学先后担任燕京、北京、清华、西南联大等知名大学教授，与胡适、傅斯年等大人物同为当时最受学生欢迎的老师„„说的不是别人，就是以毕生精力钻研中国传统学问、直至九十六岁方休的钱穆。钱老过世已有十余载，然而回顾他的成长历程，对二十一世纪的莘莘学子来说依旧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 钱穆生于太湖之滨的无锡。其父钱承沛是晚清秀才，体弱多病，无意再谋功名，而是把光宗耀祖的厚望寄托在子女身上。钱穆七岁那年入私塾读书，在他十二岁的时候，父亲不幸撒手人寰。钱母蔡氏辛勤持家，确保钱穆读完了私塾和小学。 钱穆系统地开始自学当是在辛亥革命以后。时值政局动荡，钱穆所读的南京私立钟英中学因改朝换代而停办，他因此而无奈辍学；另外，钱穆出生在一个不起眼的乡村，父亲早逝，家境贫寒，生活困苦，也没有什么社会背景——毕竟当时能够安心念大学的多为资产殷实、有一定社交基础的大户人家。就其内在原因来说，钱穆天资聪慧，少时即遍尝经书，自知家贫升学无望，然心中早已树起探究国学的强烈愿望，加之其性格颇为倔强，没能跨入大学校门一直都是他心中莫大的遗憾，这也促使了他的矢志苦读。 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内忧外患、民不聊生，但这对于钱穆而言并不全是坏事。所谓板荡出英雄，那一时期涌现了无数忧国忧民的仁人志士，更是中国学术研究的活跃时代。钱穆在江浙一带长大，从小就耳濡目染这里浓郁的“诗礼传家”的人文气息以及家乡人对于教书匠的尊重与热爱。他对国学的兴趣，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萌发的。作为一个立志传承光复中国传统文化的青年，钱穆于经史又有着不俗的功底，这些都为他日后的一鸣惊人奠定了厚实的基础。 钱穆曾有二十年的时间辗转执教于东南沿海一带的中小学，生活飘忽不定，却从未动摇过自学成才以济沧海的志向。他常于繁忙的教书工作之暇坚持读书，并且效法古人“刚日读经、柔日读史”的学习态度。宾四先生读书成癖，这在现代学者中虽非奇闻，却也可圈可点。首先，钱穆爱书如命，不时搜罗好书如饥似渴般通读：未上大学是他的隐痛，他一见北京大学招生广告说投考者须先读章学诚的《文史通义》，立刻找到该书手不释卷；夏曾佑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为北京大学教材，钱穆阅之甚勤，他后来着《先秦诸子系年》，订正《史记·六国年表》，即是受夏书的启发；1919年钱穆喜获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石印本一册，这又成为他三十六岁时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的张本。旧学强调积累、重视阅历，在没有广播电视、电脑网络的时代，书籍无疑是最主要的文化载体和知识宝库。通过广泛阅读名家大作，钱穆受益匪浅，对很多学术问题也有了较为成熟的看法。 其次是钱穆审视读书意义的神圣态度。钱穆认为，自学苦读理应具备“耐心”和“恒心”，就是指读书贵在坚持。倘若读书不肯平心静气、专心阅读，便易患懒惰之痼疾；而读书一旦预存功利之心，为发家扬名的目的而读书，又易心浮气躁，罹患浮躁之症。既懒且躁，读书自然不会长进。所以，钱氏强调读书为学，所谓“意志坚强最为要着”。在他看来，读书应先定“旨趣”，否则“莫谈方法门径、书籍选材以及其他等等”，“读书旨趣有两途，一是为谋职业、温饱、声名等私利；一是纯粹为一种求知的兴趣和热忱，即为己而学”。读书不仅给了他知识的营养，而且造就了心智的顺畅一体。钱穆先生自己深谙读书之道，他反复告诫后生要从从容容地读书，要持之以恒，不可存懈怠、浮躁之心；要细心体味，不能只顾翻书，只为查找需要的材料而读书。 再次，钱氏有着良好的阅读习惯和读书方法。他读书必自首至尾，通体读之，不浏览，不抽看，并延续了他的一生。同时，钱穆还强调读书贵在领会和欣赏，与作者互起共鸣，要能透过文本勾勒出作者的思想情趣和学术水准。他多次声称读书不仅要入乎其外，读懂书中材料，更要钻乎其内，了解作书之人和蕴藏在书中背后的时代精神，并把已死的材料转化成为时代所需要的活的知识和精神。大处着眼读书，不专为得一些零碎知识而读书。读书当博，能由博返约则更为可贵。“博”就是要多读书，博览群书后，又能从大处着眼，进而融会贯通，这就是“约”。在具体的读书方法和技巧上，钱老提出了“直闯式”、“跳跃式”、“闲逛式”等读书方法。直闯式，即不必管校勘、训诂等细枝末节；跳跃式，即晦涩难懂的地方，尽可跳过；闲逛式，即随兴之所至，久了自然可得奥义。 最后，钱穆在授课自修之外勤奋写作，把阅读心得和独到见解及时写入札记，最后加以汇编整理往往就是一本窥前人所未见、阐前人所未发的不朽名着。钱穆给学生授《论语》课时，正好在读《马氏文通》，即仿其例论句法，不日即成《论语文解》，在1918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钱氏第一部着作。钱老一直认为学贵致用，读书为学时，要关注市井民生，以为时代服务为目的，这样，治学才有意义，才能成为首屈一指的学者。钱穆文史并举，擅长诸子典籍及中国古代史，他一再强调治学贵在通而不在专，只有这样才能开阔眼界，贯通古今，干出优秀成绩。即便到了晚年，在其视力日渐衰退的情况下，钱氏仍然坚持读书写作，因为对他来说，这已经是他生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了。由于读书治学态度认真，宾四先生的着作——专而又专，如前文提及的《刘向、歆父子年谱》以《史记》、《汉书》为基本依据，列举二十八证，反驳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的论点；通而又通，如《国史大纲》、《中国史学名着》等，对中国文化发展的规律作了极为深邃的阐发。我们从钱穆的其他专着，如《国学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清儒学案》、《中国学术通义》等，一样可以清晰地感知到一种畅游学海的乐趣以及文本不可遏制的生命力。正是在书中找到了寄托，在写作中获取了快乐，钱穆的晚年依然是笔耕不辍，创作欲极为旺盛，完成了一般人无法企及的工作。钱老在读书写作中自得其乐，而且极有成就感，这也造就了他健全的身心，使其安享九十六岁的高寿。 钱穆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代表，他的前半生，十年乡教、十年苦读、十年求索，写出了大量传世经典；后半生因为信仰原因远赴香港，创办新亚书院致力于栽培青年；七十年代定居台湾继续潜心着述，并获得国外多所名校的荣誉博士学位。宾四先生已经作古，他留给了我们不少深刻的启示。和钱穆青年时代相比，我们当下的学习环境实在是要优越不知多少倍了：安定的国内氛围、小康的生活水准、完善的通信环境、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足不出门便知天下事，轻松上网就晓资讯动态，这对于学术上的交流借鉴是有相当积极意义的。当然，如今条件是好了，形形色色的诱惑也是越来越多了。沉湎于网络游戏不能自拔、挥霍父母的血汗钱用于吃喝攀比从而荒废了学业被校方劝退的事例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值得担忧的是在商品大潮冲击之下，许多小年轻面对物欲横流的功利化社会怦然心动，深觉过去学者文人之“迂”、“酸腐”脱离实际。一些人读名着读不进，看到纸质文献就心烦，一心却要张弓搭箭去射天上的大雁——创业、做老板、赚大钱„„然而不是每个人都会成为腰缠万贯的大富豪的，至少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就实现。空有远大抱负而缺乏长期规划，若再没有真才实学作为资本，就只能是一株无根的野草被狂风无情地吹打。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d0f40729b4daa58da0114ad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