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陈明远知识分子的经济问题 知识分子的经济问题一直是社会学界关注的话题，陈远也不例外，书中作者以《知识分子有了钱之后》为题与他的老师高建军就陈明远的《何以为生：文化名人的经济背景》一书中知识分子的经济问题与独立性问题进行了深层次的探讨。 知识分子之所以穷，是因为他们总是想跟权势或者财阀比较；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在具有弹性的社会制度下相对更容易保持；知识分子想要做到独立需摆脱泛意识形态化、泛政治化。 对于清华永远的校长——梅贻琦，作者曾在多本书中对他的事迹做过论述，本书中作者更一语中的地指出《梅贻琦：西南联大的真正掌舵人》。作者指出：寡言君子梅贻琦不止有“吾从众”的法宝；还在于他的“大”，在联合期间他心中只有联大而无清华；这也就是梅贻琦能在8年的时间内使西南联大能够“同不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的秘密。 《梁漱溟的骨气与底气》一文中，作者就梁漱溟一生中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31岁以前，第二阶段为32岁至60岁，第三个阶段是60岁以后。）进行思考。对于“一代直声”梁漱溟的骨气作者是极度肯定的，而对于梁先生是不是知识分子，作者则以为是值得商榷的。后一观点于很多人是不理解的，我在为读完全文前亦觉得费解。然而，作者却在文中就此问题为我们做出了全面的解答，作者认为梁先生至少不是个单纯的知识分子，究其原因，可以从作者对知识分子的定义和梁先生的自述中窥出答案。作者对知识分子的定义为：追求知识、传播知识并且建构知识的人。“从这个定义出发，梁先生人生中的第二段生涯可以说不是个知识分子，至少不是单纯的知识分子。”（1925年——1953年，梁先生辞去北大教职，辗转全国各地，开展乡村建设，组建民盟，被毛主席邀请加入新政府拒绝之，因“九天九地”说而靠边站。）作者认为，这一时期，梁漱溟的角色是一个社会活动家兼政治活动家，而非单纯的知识分子。 而对于现今国内热到烫手的《论语》，作者则提出：《论语》作为修身的文本，是一套非常完美的体系，但是进入“治国平天下”则是要不得的；《论语》热不是因为于丹、李零，而是一种内在的规律让它热起来了，于丹的出现似乎是一种必然，即使没有于丹，也会有王丹、刘丹出现。 《中学西学，何为体，何为用》一文，作者更是将道器并重的理念阐述的淋漓尽致。在社会各个层面的利益冲突和矛盾冲突复杂化和多元化的今天，批评者把矛盾指向了制度层面，并将西方制度与我们身处的现实做参照。西方制度是否真能一劳永逸？作者以为由人创造的制度，没有万能的功效。无论中体西用，习题中用，都应强调其相通之处，不是其相异之处。寻找两者的契合之处，摸索出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才是关键。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d7072124650e52ea5518988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