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4月23日，原中苏两国界河阿拉克别克河突发百年不遇的洪水。巨大的洪流撕裂界河中段散德克龙口，夺路喀拉苏自然沟涌入额尔齐斯河。 根据国际法惯例，两国的国界在界河的中心，洪水迫使界河改道，这片国土 将非我所有。何况一八五团驻守的本来就是一块争议地区，前沙俄和苏联当局一直认定喀拉苏自然沟是两国的界河。如果按照他们说话，喀拉苏自然以西，阿拉克别克河以东，直至额尔齐斯河出国处，面积达55.5平方公里的土地便非我所有了。 由于晚清政府软弱腐败，昏愦无能，从1860年（清咸丰十年）日益强盛的沙俄威逼满清政府与其签订《中俄北京条约》，到1864年（清同治三年）签订《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直至光绪年间的1879年、1881年先后签订的《中俄收复伊犁条约》和《中俄伊犁新约》，不仅先后割占我国西部5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还欺负满清政府官员不懂俄文，在条约文字和勘界制图上作文章，留下了大大小小一千多个所谓的争议地区。在中苏西部边界众多争议区中有三块面积较大，一八五团固守的这片土地，就是面积较大的三块中最大的一块，又是唯一由我方控制的一块国土。 为守卫国土，一八五团职工置场毁家破于不顾，跟全师各单位赶来支援的干部职工，边防部队和地方各族人民一起，艰苦奋战近一个月，终于堵住了决口，把肆虐的洪水重新逼入界河。 抗洪守土斗争结束后，兵团政委郭刚看到一份边防部队、地方党政和各族人民群众全力帮助一八五团抗洪的材料，便当即作出批示：“报社立即派记者采访兵团和军队、地方三方联合抗洪守土的先进事迹。”根据郭刚政委的批示，报社在派出政文部得力记者陈建中到十师采访的同时，时任《新疆军垦报》社总编辑的祝谦在郭刚政委批示的那份材料上写下了样一句话：“请农十师派杜元铎同志协助采访。” 当时我还在工程团工会任宣传干事。可能是由于刚从军垦报社学习回来不久，写出的几篇文章有一定影响，其中《大白菜留下的反思》一文被评为一等奖的缘故，祝谦总编才越过师宣传处这一级，直接点名要我与陈建中一起下去采访。 当时各方面的条件都很差，陈建中在北屯等了一个星期，师里才派出一辆212吉普车，由老冷师傅拉着我们下去采访。 为了圆满完成兵团党委交给的任务，从7月1日至13日的十多天内，我俩走遍了一八五团的各个单位，并到边防四团，哈巴河、布尔津两县，阿勒泰地委、行署以及所属的地县水电局、防洪办、气象站和农十师司政机关，采访了包括农十师副政委华士飞、副师长孙新成、边防四团团长韩连庆、一八五团政委聂玉成、哈巴河县副县长张玉华在内的200多名干部、工人、解放军指战员，还沿着阿拉克别克河决口处进行实地查看，基本上弄清了洪水发生、发展和抗洪守土斗争的全过程。由于太劳累，7月13日一大早我就发起了高烧，咬着牙采访了地区水电局领导后，迷迷糊糊地躺在吉普车上回到北屯。 采访结束后，陈建中写了一篇题为《洪峰在这里溃退》的通讯发表在军垦报上。我除了向兵团党委写了一篇《一八五团抗洪救灾情况调查》的材料外，又另辟溪径，撰写了歌颂边防部队、地方党政和农十师各单位支援一八五团抗洪斗争先进事迹的通讯，《三六九一四部队抗洪救灾记实》、《兵团的事就是我们的事——访哈巴河县副县长张玉华》、《虎将雄兵》、《在抗洪抢险的第二战场》、《边城虎将》、《老连长》和反映边境地区困难的《边境军民两大难》等文章，发表在《新疆日报》、《新疆军垦报》、《阿勒泰报》以及新疆人民广播电台等众多的新闻媒体上。从此，便和一八五团结下了不解之缘。 1989年，师党委创办《北屯报》，我被调到报社担任首任编辑兼记者。当时报社就三个人，我又是实力较强的主力记者，下基层采访的机会就更多了。反映一八五团三个文明建设成就和边境一线独特自然风光的文章在我手中这支笔中源源不断地出现在各种报刊上。其中引起较大反响的有《为了职工秋后不掉泪》、《今日西北第一团》、《一辈子没穿过裙子的女人》、《泪洒边陲》、《边境线上的老黄牛》、《眼睛山下升国旗》、《边境线上听广播》、《国境线揽胜》、《鸣沙山探秘》、《国门卫士》、《国境线上护林人》、《国门伫看大河流》、《边地之最》、《春满南河》等，把过去鲜为人知的一八五团推向全社会。 随着采访的深入和理论思维的提高，1994年，我又以《永不移动的界碑》为题撰写了一部报告文学，这部作品与《伟大的公民》、《国土在我心中》成为反映边境一线农场职工精神风貌的姊妹篇。与后来创作的“我家住在路尽头，国门就在房背后，界河边上种庄稼，边境线上牧羊牛”这首顺口溜一起广泛流传于全社会， 成为边境军垦文学的代表作。 今年是一八五团与边境地区各族军民抗洪守土斗争胜利20周年，我又把20年前的采访本找出来，在1994年那篇报告文学的基础上扩展重写，目的是让年青一代不要忘记为守卫祖国神圣领土作出过贡献与牺牲的老一辈兵团人。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d83b7d1a13661ed9ad51f01dc281e53a5802511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