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大凡对于名人，人们对于她们的一切，姓名、出身，乃至生活琐事都有种种传说、猜测、推理，久而久之竟成为了事实，以致连当事人都百口莫辩，对于胡蝶，更不例外。我从旧的资料，一直到近年来的报章杂志，看到很多与事实不符，甚至同一时期的报纸都会有相互矛盾的报道，在惊讶之余，我甚感不平。她总笑着劝我。 “我并不在乎，如果我对每个传言都那么认真，我也就无法全心全意地从事电影演员的工作了。和张学良跳舞的事情，闹了近半个世纪，现在不都澄清了么。”她就是那么豁达大度，胸襟开阔。当时“明星”公司已曾为她澄清了事实，国难当头，她并未在小事上纠缠。她注重大节，在大事上她决不含糊。观其一生，无论在处世为人上，她是严肃的。 奔波的童年 我父亲为人宽厚，性格开朗，爱开玩笑，很有幽默感。我觉得自己性格里有很多酷似他的地方，也幸亏是这种开朗的性格帮助我度过了人生的坎坷。 母亲出生在大家庭，她没有受过多少教育，却很懂得处世为人，她慈爱但严格，从不因为我是独女而对我有所骄纵。我自己在以后一生中，在待人接物方面受了她的很大的影响。 父亲在铁路上工作，长年累月奔波在铁路线上，搬家是家常便饭。从小的经历决定了胡蝶的见多识广、适应能力强以及人生格局。 鹤山是我的故乡，逢年过节也随父母回去急租，记得那时的祠堂，女性是不准进祠堂的，据说也不上宗谱。但以后我成名时，名字却又破例地列入宗谱。由此我又知道男女不平等，妇女受歧视是因为旧的眼光，总认为妇女是无能的。当妇女一旦在这个社会显示出自身的力量时，连最森严的礼教也都刮目相看了。 电影在中国的开始 逢年过节，偶有木偶戏的情节，我必要求父亲带我去。这种灯影戏或木偶戏的情节，往往很简单的，不外是才子佳人、神仙、童话之类，这些经历以及父亲用讲故事“劝饭”的经历培养了胡蝶对故事的喜爱。 父亲和母亲对于胡蝶进入电影学院并没有太多异议。父亲对她是宠爱惯了的，一切随她，倒是母亲对她反倒更为严厉一些。尤其是那个社会，传统习惯对于从事戏曲、戏剧及电影工作的从业人员总有一些不同的看法。稍有不慎，非议纷起。因此母亲对她的日常生活很关注，并教育胡蝶要洁身自爱，要认认真真地演戏，要认认真真地做人。她还说凡事要退一步，不要抢前。胡蝶一生为人，自母亲的教导中得益不少，可说胡蝶到老处世为人仍然按着她当年的教导去做。 “从中华电影学校开始，我走向了这个万花筒似的银色世界，在舞台上也开始在人事上历尽酸甜苦辣，扮演各种不同的角色，有时竟也在感情上将人生与舞台合而为一了。” “而我的个性比较小心谨慎，听话，虽然已经感到自己已在艺术水准上无法在哪些脱离时代的古装片中获得提高，但一直也不好开口离开天一公司。一直到“明星影片公司”高梨痕来邀约我参加“明星”，我才借此机会离开“天一” 进入“明星”后，张石川以脾气暴出门，却从未向我发过脾气，原因是他每次向我讲解剧情，我都细心听，并领会其中精神。VS阮玲玉因朱飞所连累，因为自己是个极为认真的人，所以受不得委屈，与张石川抵触，而离开明星。 会见好莱坞影星 玛丽·皮克福特回答胡蝶如何成为一个伟大的演员？——要想成为一个伟大的演员，要靠演员自己不断地女路塑造角色以及和同行们诚意的合作才能取得。 关于《歌女红牡丹》一件有趣的事是，片中有红牡丹唱京剧的戏，很多人以为我会唱京剧，也有的书写我如何联系京戏，说来有鼻子有眼，煞有介事，我看后不禁哑然失笑。 从整部回忆录看来，胡蝶实际上是非常热爱自己的工作的，至少是个合格女里的演员，只可惜天赋欠缺了一点，才情少了一点，加上人情练达，遭人嫉妒，便被报刊记者讽刺成为一个不懂艺术的“生意人”。 外景队北上记载了胡蝶一行人到北平拍外景，却被造谣与张学良跳舞之事情的始末。 1931年9月18日夜10点一刻，日本关东军制造事端，借口南满铁路被炸，起而护路，侵入中国守军驻地北大营，进而侵占沈阳及东北全境。那个时候，张学良为陆海军副司令，并兼任东北边防司令长官驻节北平。据说，事变之日，他正在北平养病。 我是在事变之后才到北平的，期间因为三部影片同时开拍，生活极其紧张。同时，张石川为防大家散漫，影响拍摄进度，订下了严格的生活纪律，所以空闲时间不多，即或有些大的应酬，都是集体行动的。 我和张学良不仅那时素为谋面，以后也从未见过面，真可谓素昧平生。当时，回到上海后，才知道有这么一段公安。 1931年11月20日，上海时事新报刊登了广西大学校长马君武的两首诗，题目是：“马君武感时近作”。全诗如下： 哀沈阳二首（仿李义山北齐体） 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胡蝶最当行，温柔乡是英雄塚，哪管东师入沈阳。 告急军书夜半来，开场弦管又相催，沈阳已陷休回顾，更抱佳人舞几回。 这真是天大的愿望！马君武这两首诗是根据传闻而写。根据后来了解，是日本通讯社从中造谣中伤张学良，以引起国人对他的愤慨，转移目标。马君武激于义愤，一时也未能考证事情的可靠与否，只是将胡蝶也牵累进去了。 明星影片公司为此与1931你那11月21日在上海“申报”以胡蝶的名义刊登辟谣启事。导演张石川及演职员洪深、郑小秋、夏佩玲、龚稼农等，也登启事并刊报端，为胡蝶作证。 关于这件风波，时至今日，虽然已经澄清，并无“九一八”之夜跳舞这件事，但关于张学良和胡蝶是否见过面，有无交往，仍是众说不一。谣言止于智者，当时除了那则启事外，我感到没有必要作更多的解释，今天愿借回忆录的painful叙述一下这段往事，该结束这段“莫须有”的公案了吧？ 相片与服装 胡蝶在那个时候虽说片酬与薪金都不低，但我父亲已不工作，上有父母，下有弟弟妹妹，个人还有些开支，所以也并不感到很宽裕。很多影迷来要相片，这笔开支就够浩大了。 多亏一个叫“沪江”的照相馆，愿意给胡蝶拍照，并免费代替胡蝶向影迷寄相片。 1933年，还有另外一件趣事，玛丽·皮克福特得到了第二届奥斯卡最佳女演员金像奖后，就有“电影皇后”之誉，玛丽·皮克福特来上海访问后，“明星日报”也在每日报端附印选举票，把受到的选票放入特质的选举箱，并且郑重其事，当众开票，由于我的票数最多，就得到了这个称号。几十年来，这个像游戏之举的称号一直跟着我，这是观众对我的爱护，我自己却不敢妄自称大，所以至所谓“加冕”礼时，我就一再辞谢。 与潘有声的婚事 我和林雪怀由订婚到解除婚约，闹得满城风雨，一些小报更是无中生有，添油加醋，还请了律师承办此案，最后由法庭宣判，方始解除婚约。这件事曾在一段时间内在我心理上留下不愉快的阴影，也痛感到作为一个电影演员一定要洁身自爱，否则这个社会舆论，有点出于爱护，有点出于中伤，有点是捕风捉影，五中生有。轻则使人颓废，重则使人沉沦轻生。玲玉临终前留下“人言可畏”四字，就是她对社会有些舆论不公的控诉。我自己曾被误为“九一八”前夕与张学良共舞，以致于张学良蒙受了“不爱江山爱美人”之冤，而我则成了粉红祸水。好在我长期受母亲的熏陶，对任何事情都还能比较冷静处之，清者自清，浊者自浊，一切自会水落石出，雨过天晴。 我和潘有声是在阮玲玉、胡珊等一次朋友的私人茶舞会上认识的。后来，通过胡珊，我们相识，相互钦慕，从恋爱到结婚经过了六个年头。这期间，有客观的因素也有主管的原因。在我，拍电影的银色生涯正处在知识、经验都有一定水平的阶段，需要更进一步去追求。而在有声，也用他的话来说，需要有更雄厚的事业基础才来成立我们的新家庭。这些都是我们婚姻一再延迟的因素。 “我拍电影总是要求自己尽量做到十全，就这样也往往只能做到八九成。我始终未敢忘了母亲要认真做人的教诲。”“现在我已经快八十岁的人了，该说是可以像这里大多数华人老人一样，把看电视当作消遣，可一看电视，我就不自觉地注意起导演的手法，演员的演技，剧情的发展，如此等等。” 1946年，潘有声过世，胡蝶开始学会当家。 当了几十年的演员，我也就习惯了自己是个演员。电影来自生活，不过是浓缩了的生活，是典型化了的生活。现在退出了影坛，但还没有退出生活，在人生的舞台上，我还是个演员，但演的是我自己。我仍然记得我母亲的教诲：“勤勤恳恳地做好自己的本分工作。”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da20769e1ed9ad51f11df20a.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