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父系亲属结构中发现女性——评《华北乡村社会姻亲关系研究》 作者：王均霞 来源：《东方论坛》 2017年第6期 在汉人亲属关系的研究中，研究者更重视对宗族的研究，对姻亲关系的研究相对较少。在研究路径上，对姻亲关系的研究整体上也仍采取宗族研究的范式路径①，多是从男性视角来分析姻亲关系对于两个建立了联姻关系的父系家族（庭）的政治、经济、宗教意义②，而忽视了女性在姻亲关系的日常生活实践中所发挥的作用及这种关系之于她的意义。基于对这一研究范式的反思，一些研究者从女性视角出发重新审视女性的亲属关系，发现了女性的主体性与能动性。例如，李霞延续了玛格丽·沃尔夫（MargeryWolf）③的研究路径，从女性的视角重新审视乡村女性及其亲属关系实践。从性别视角来看，以上两种研究范式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前者在制度的框架下暗含着男性的视角，强调女性的依附性；后者则从实践出发发现了女性视角，强调女性的主体性与能动性④。在性别的天平中，二者分别走向了两个端点。刁统菊的《华北乡村社会姻亲关系研究》（以下简称《姻亲关系》）一方面承袭了宗族研究范式，另一方面与以上两种研究路径都有所不同。《姻亲关系》跳出了直接的性别视角，借由基于田野调查的民俗志的方法，从家庭的视角与日常生活实践的视角切入到对姻亲关系的调查与研究之中，在父权制的亲属关系结构中发现了女性，显示华北乡村女性在乡土社会的民俗规制中的与在实践中的姻亲关系中的位置，这对乡土社会的亲属关系研究而言，还是对女性民俗研究而言，都具有启示性。 一、在父系亲属结构中发现女性 基于田野作业的民俗志的方法是《姻亲关系》所使用的主要研究方法之一。作者在两个层面上实践民俗志的概念：首先，同时兼顾民俗志描写的区域（华北乡村）与事象（姻亲关系），在铺开“面”的广度的基础上，注重对“点”的深度的把握；其次，从村民的视角出发进行描述，“力图通过本地人的行动和语言去透视隐藏在其身后的动机，尽可能接近当地人的生活实际”⑤。 从村民的视角出发来进行民俗志写作并非易事。本书的民俗志书写至少从两个方面保证了作者的写作视角接近村民的视角。一方面，作者的主要田野点为山东省枣庄市山亭区红山峪村，而作者的家乡为滕州市。山亭区与滕州市同属于枣庄市，两地毗邻接壤，文化趋同。另一方面，本书描写的一个主体是嫁女的生活经验，作者的已婚身份使她与她所描写的“嫁女的生活经验”相融合。这两个方面——与受访者有共同的乡土文化背景和相似的嫁女生活经验——使得作者的民俗志写作具有强烈的局内人特征，从而保证了作者的民俗志写作更接近于当地人的生活逻辑，也使得其民俗志描写具有了局外人难以企及的深度。 借助于这些来自于田野的、接近于当地人的生活逻辑的深度民俗志描述，我们得以看到《姻亲关系》对华北乡村姻亲关系习俗及习俗实践的充分描述。而正是在这些描述中，我们发现了传统的父系亲属结构中女性所处的位置。 例如，在第一章以“通婚圈”为中心的描述与分析中，作者主要描述的是适婚女性及其父母对通婚村落的物理距离与社会位置的考量与选择。在这场“女人的交流”活动中，较之娶儿媳的父母，嫁女的父母更关心通婚村落的物理距离与通婚村落的社会位置。第二章和第三章对姻亲关系的仪式性表达的分析暗线实际是女性婚姻缔结及其生命历程，从中可以透视华北乡村女性在亲属关系中的位置、身份角色的变化以及她与婆家／娘家关系的实质。从习俗的角度来看，婚礼、回门以及回门之后的送节仪式标志着外嫁的女儿与出生家庭的关系从“女儿”变成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dfbcdf99cd84b9d528ea81c758f5f61fb636282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