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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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1899.1-1935）政治家、散文作家、文学评论家，生于江苏常州，祖籍宜兴。他曾两度担任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是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宣传家，中国革命文学事业的重要奠基者之一。上海大学原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在国共合作的背景下，把上大建设为南方的新文化运动中心，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民族振兴输送了一大批栋梁之才。1935年2月在福建长汀县被国民党军逮捕，6月18日慷慨就义，时年36岁。 人物生平 瞿秋白，又名瞿双，出生于江苏常州，祖籍宜兴。瞿家先祖世居宜兴丁山，宋代南迁至吴越间，定居于丁山（今无锡常熟）。瞿秋白的曾祖父瞿锡保（申之），是道光丁酉顺天乡试举人，叔祖父瞿赓甫（廷韶、舜石），同治庚午举人，在湖北为官三十余年。[1]瞿秋白曾两度担任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职务（1927年7月～1928年7月，1930年9月～1931年1月），是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宣传家，中国革命文学事业的重要奠基者之一。 五四运动 1917年春，瞿秋白随同堂兄纯白北上到北京。原本秋白要报考北京大学，但付不起学膳费，参加普通文官考试未被考取，于是考入外交部办的“不要学费又有‘出身’”的俄文专修馆，学习俄文。1919年5月4日，性格内向的瞿秋白参与了五四运动，加入了李大钊、张嵩年发起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6月3日参加上街演讲活动，反动当局逮捕了包括瞿秋白在内的一百七十八人，关押于北大法科校舍临时改的拘留所。6月8日迫于各界压力释放全部学生。8月23号，瞿秋白和各地学生代表集聚新华门抗议“马良祸鲁”被警察厅逮捕，8月30号迫于全国爱国运动的压力，释放了全部请愿代表。 大学助教 1920年8月，瞿秋白被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聘为特约通讯员到莫斯科采访。1921年6月22日，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7月6日，是瞿秋白永远难忘的日子，他在安德莱厅见到了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并在会间进行了简短的交谈。11月7日，俄国十月革命节四周年，瞿秋白在莫斯科第三电力劳工工厂参加工人的纪念集会，又一次见到了列宁，并聆听了他的演讲。1921年秋，东方大学开办中国班，瞿秋白作为当时莫斯科仅有的翻译，进入该校任翻译和助教，中国班单独编一班，该班学生有刘少奇、罗亦农、彭述之、任弼时、柯庆施、王一飞、肖劲光等，瞿秋白讲授俄文、唯物辩证法、政治经济学，并担任政治理论课翻译。1921年5月由张太雷介绍加入共产党，当时属俄共党组织，1922年春，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1922年底，陈独秀代表中国共产党到莫斯科，瞿秋白担任他的翻译。 上海大学教务长 1922年12月21日，受陈独秀邀请，离开莫斯科启程回国工作。 1922年陈独秀、瞿秋白等在共产国际四大于是瞿秋白于1923年1月13号回到北京。1923年2月，瞿秋白部分翻译《论列宁主义基础》。为了更好地传播列宁主义，瞿秋白翻译了斯大林著作《论列宁主义基础》中的《列宁主义概述》部分，同年4月22日在《新青年》第1号上发表。在此之前，瞿秋白还撰写了许多介绍列宁、共产国际纲领与策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等方面的文章。1923年夏，于右任、邓中夏创办上海大学，瞿秋白亦到上海大学担任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瞿秋白也在1923年8月撰写发表了《现代中国所当有的“上海大学”》，为上大的发展制定了宏伟的规划。他们设想把上大办成为“南方的新文化运动中心”，并着手制定学校章程、整顿师资队伍、贯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针、提高教学质量以及建立共产党基层组织等项工作。同时，瞿秋白兼管中共宣传工作，担任季刊《新青年》的主编，同时主编中央的另一机关刊物《前锋》，参加编辑《向导》。 候补执行委员 1923年底，瞿秋白参与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草案的起草。宣言确立了 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新三民主义政策。1924年1月2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开幕，瞿秋白在大会上当选为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经常奔波上海广州之间，负责处理两党合作问题。1924年7月，根据孙中山建议，国民党中央设立政治委员会，孙自任主席，瞿秋白当选为5人委员。这一时期，瞿秋白同时还以中央候补执行委员身份参加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指导工作。同时还担任上海国民党机关报《民国日报》的编辑工作。击退国民党右派反共逆流。 中共政治局委员 1925年1月起，瞿秋白先后在中共的第四、五、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局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成为中共领袖之一。5月30日，“五卅惨案”发生，瞿秋白同陈独秀、蔡和森、李立三、恽代英、刘少奇等领导了爱国反帝运动。6月4日，瞿秋白负责主编出版了我党第一张日报《热血日报》，报道上海和全国人民反帝斗争的消息。1926春病重住院，抱病写《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与农民问题》一书。 主持中央 1927年2月7日，自编《瞿秋白论文集》。同月22日，上海工人发动第二次武装起义，瞿秋白赶到拉斐德路暴动指挥所参与领导起义。当晚，出席中央和区党委联席会议，连夜起草《上海二月二十二日暴动后之政策及工作计划意见书》，提交中央特别委员会。2月25日至3月2日，出席中央特别委员会会议，讨论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问题，提出了重要指导意见。3月从上海到汉口，负责第五次代表大会事宜。4月11日，为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写序。4月27日-5月9日，中共五大召开，在第一天陈独秀做中央报告后，第二天瞿秋白便散发《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尖锐的批评了陈独秀等以及共产国际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瞿秋白当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并任政治局常委。 1927年7月12日，共产国际指令改组中共中央的领导，陈独秀被停职，由张国焘临时代理主持中央工作。7月13日，瞿秋白和鲍罗廷秘密前往庐山，一是商讨中共中央的领导改组问题，一是计划武装暴动。下旬瞿秋白回到武汉，参加了7月25日召开的中央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同意了南昌举事的提案。8月1日，南昌起义终于实现。8月7日，新来到的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主持召开会议（八七会议），正式将陈独秀（缺席）免职，并指定瞿秋白担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并主持中央工作，成为继陈独秀之后，中国共产党第二任最高领导人。八七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在中共革命的危急关头，坚决的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在瞿秋白主持中央政治局的近一年期间（1927年7月-1928年5月），发生了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及秋收起义。瞿秋白的领导方式与强势作风与陈独秀不同，只发表一般政治主张，对组织和军事完全放权。但11月在上海召开的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发展了八七会议以来“左”的情绪，形成左倾盲动错误。12月广州起义的失败使瞿秋白等中央领导人有所觉悟，及时发现纠正了左倾盲动错误，并在1928年3、4月间的临时常委会上作了自我批评，在实践中基本结束了全国范围内的左倾盲动错误。 代表团团长 1928年5月中旬，瞿秋白抵达莫斯科。6月，瞿秋白在莫斯科郊外的兹维尼果罗德镇主持召开中共六大，“六大”之后，瞿秋白继续留在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团团长两年时间，实际在国内直接领导中共的是李立三和向忠发。但1927年夏，米夫、王明一伙捏造了“浙江同学会”事件。1929年夏，王明一伙利用联共反右清党运动，掀起中山大学风潮。他们先是举行“十天会议”形成“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在王明的带领下喧嚣、起哄、谩骂，使用一切卑鄙手段攻击中共代表团，将右倾和左倾的帽子一切扣到瞿秋白头上，导致秋白的三弟景白的“失踪”。1930年春在联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支持下，瞿秋白被撤销了中国共产党驻莫斯科代表的职务，携妻子离开苏联回国，8月26日回到上海。在9月底召开六届三中全会，批判立三冒险主义路线。但由于瞿秋白“没有认出立三路线和国际路线的根本不同”，对立三路线的批判不够彻底，于是1931年1月7日在米夫操纵下在上海召开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不仅开除了李立三的中央委员，瞿秋白也被解除中央领导职务。至此米夫达到了控制中共中央的目的，而野心勃勃的小人王明也一步登天，6月向忠发叛变后成为代理总书记，去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后，由博古（秦邦宪）接任临时中央总负责人。 此后瞿秋白留在上海养病（肺结核），进行文艺创作和翻译，与茅盾、鲁迅来往结下深厚友谊，领导左翼运动。1934 年1月7日，瞿秋白奉命离开上海，于1934年2月5日，瞿秋白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瑞金，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委会委员、人民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教育部部长等职。红军决定长征后，瞿秋白虽然几经要求随军长征，但还是被留在即将沦陷的瑞金。[4] 从容就义 一九三四年，宋希濂任国民党第三十六师师长，九月与红军作战负伤，送医院治疗。一九三五年二月下旬，国民党陆军纵队司令汤恩伯通知三十六师，说由项英、陈毅率部约七八千人，正在瑞金、会昌、长汀之间地区活动，他奉蒋介石之命，负责迅速肃清这支红军，要三十六师派一个旅前往堵击。三十六师派出部队以后，汤恩伯便从瑞金方面发动进攻，以绝对优势的兵力，加之空军助战，逐步向赣闽边境的红军逼近。由于兵力相差悬殊，项英、陈毅立即采取化整为零的办法，兵分三路。结果，向东走的一路约一千多人，被三十六师一○八旅解除武装。从俘虏口供中，一○八旅旅长钟彬得知红军主力部队向西走，另有一部三百余人向上杭方面去，在这三百余人中，有瞿秋白在内。钟彬立即将此情况电报长汀三十六师师部。不久，向上杭方面走的红军三百余人，均被当地的保安队俘获。瞿秋白当时化名何其祥，即在其中。保安队将所俘红军三百余人逐一查问后，便肯定瞿秋白在其中的二十多名干部之中。接着是个别审问，一次二次，仍然没人供认。遂软硬兼施，一则严刑拷打，二则“谁说出来就释放谁”，结果，一个人供出何其祥就是瞿秋白。关押期间宋希濂与瞿秋白有多次关于共产主义的理论。于5月9日被押解到长汀。在被押期间（5月23日），瞿秋白写下了《多余的话》，表达其由文人从政曲折的心路历程。6月18日晨，写完绝笔诗，神态自若缓步走出囚室，到中山公园凉亭前拍照，留下最后的风采。用毕酒菜，从容走向刑场，沿途唱俄文《国际歌》《红军歌》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万岁”等口号。到达罗汉岭，选一草坡坐下，对刽子手微笑点头说：“此地甚好！”饮弹洒血，从容就义。年仅三十六岁。一位临场记者这样报道瞿秋白就义时的情景：1935年6月18日，福建长汀。瞿秋白来到中山公园，“至中山公园，全园为之寂静，鸟雀停息呻吟。信步至亭前，已见小菜四碟，美酒一饔。彼独坐其上，自斟自饮，谈笑自若，神色无异”。酒半乃言曰：“人生有小休息，有大休息，今后我要大休息了。我们共产党人的哲学就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瞿秋白说罢此话，坦然正其衣履，到公园凉亭前拍了遗照——他背着两手，昂首直立，恬淡闲静之中流露出一股庄严肃穆的气概。瞿秋白在刀兵环护下，慢步走向刑场。刑场在长汀西门外罗汉岭下蛇王宫养济院右侧的一片草坪，距中山公园二华里多。倘是怕死的人，不要说步行两华里，就是二十米也无法走，恐怕是要被人拖行的。瞿秋白手挟香烟，顾盼自如，缓缓而行。继而高唱国际歌，打破沉寂之空间。到了罗汉岭下，他自己找了块空地面北盘足坐下，回头看了看行刑者说：“此地甚好”，接着饮弹洒血，从容就义。 2革命影响 二十年代的中国，处于空前的革命高潮中，它向人们展现了一副异常雄伟壮观的历史画卷。中国共产党集合了一大批意气风发、才华横溢的年轻人，如毛泽东、周恩来、彭湃、蔡和森、张太雷、邓中夏、恽代英、萧楚女、罗亦农、刘少奇、向警予等等，他们犹如璀璨群星，光华夺目，而瞿秋白正是这绚丽群星中耀眼的一颗。他以自己的思想理论和革命实践奠定了他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历史地位。 瞿秋白的哲学著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史上和中国无产阶级哲学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1945年4月20日，毛泽东主持作出的中国共产党扩大的6届7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1955年，中共中央将瞿秋白同志的骨灰迁葬北京八宝山烈士公墓。瞿秋白故居，于1982年3月25日由江苏省人民政府公布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经中国中共中央宣传部批准。于1985年6月18日瞿秋白50周年纪念日正式对外开放。纪念馆门楼下的金字横匾“瞿秋白同志纪念馆”系邓小平书写。基本陈列《瞿秋白生平事迹展览》在西院，《瞿秋白故居陈列》在东院。并推出《纪念瞿秋白书画展》等专题陈列。编辑出版了《江南一燕》和《瞿秋白研究》（丛刊），编印了《瞿秋白研究信息》，是纪念瞿秋白、学习瞿秋白、宣传瞿秋白、研究瞿秋白的重要基地。 瞿秋白对政治，甚至是他的同志都有一种深刻的疏离感，而对他的信仰，也仅仅是对最后那个光明无比的理想社会还有所期望。因为这个理想的社会，跟他投身革命之前所抱定的“无政府主义”与“和平博爱”不冲突，或许中国共产党能领导中国人民走向这个光明的境界。 如果我们真正理解了瞿秋白，便不得不承认，他的一生是痛苦的一生，因为深刻的疏离感让他无所遁形。然而，生命已经开始了，也不得不让这痛苦继续下去。好在，在痛苦的一生中，不全是痛苦，到底还有快乐的时候。当他遇到自己的第一任妻子王剑虹女士的时候，他是快乐的。当第一任妻子去世，他又遇到第二任妻子杨之华女士的时候，他也是快乐的。当鲁迅先生将他当作“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的朋友时，他还是快乐的。虽然，据他说他因为“历史的误会”参加了共产党，并担当了一段时间的领导，给他带来了很多痛苦，但是，我们依然可以想象他在那许多痛苦的间隙中也同样会有不少的小快乐吧。然而，这些快乐的总和是否能够抵得上疏离感给他带来的痛苦，我们却是不得而知的。但是，疏离感一定会给他带来莫大的痛苦，这却是毋庸置疑的。这就是真实的瞿秋白，那个说过“我不怕人家责备，归罪，我倒怕人家‘钦佩’”的瞿秋白！ 3文学造诣 概述 瞿秋白的杂文锐利而有才气，俄语水平更是当时数一数二的。他翻译了许多俄语文学、政治著作，1923年6月15日并第一个把国际歌翻译成中文。瞿秋白作为一个典型的文人参与到政治中去，遭到排挤冷落直至牺牲，这被人们视作一个悲剧。其曲折的心路历程在《多余的话》中有着真诚的表达。 根据他临终前的自述，他只是一个半吊子的文人，参与政治运动，乃至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完全是一个“历史的误会”。 与鲁迅的交往 瞿秋白与鲁迅有着很深的交往。瞿秋白曾到鲁迅家中避难，鲁迅把瞿看作知己，曾写过“人生得一知已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一联赠予。瞿秋白也写过 《〈鲁迅杂感选集〉序言》，对鲁迅的杂文创作作了中肯的评价。瞿秋白被捕后鲁迅曾想方设法委托人营救。瞿被处决后，鲁迅叹息良久，说过：“瞿若不死，译这种书（指《死魂灵》）是极相宜的，即此一端，即是判杀人者为罪大恶极”，并带病编校了瞿秋白的遗著《海上述林》。 文学影响 另外瞿秋白与苏联汉学家曾合作制订中国拉丁化新文字（简称“北拉”）。在吴玉章的倡导下，“北拉”在延安甚至一度取得了和汉字相当的地位。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e08fddd70142a8956bec0975f46527d3240ca68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