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跨国公司角色行为的社会向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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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跨国公司角色行为的社会向度

当代国际政治经济的发展将跨国公司的地位、功能和影响问题的研究提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其中,对于跨国公司行为问题的研究又被置于相当突出的地位。全球化进程的曲折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跨国公司的生存环境,并导致其角色行为发生深刻的变化。跨国公司对于东道国的影响也由过去单纯的经济、政治影响转化为日益扩大的社会影响。

因此,从社会向度上深入考察跨国公司的角色行为,关注其角色行为在经济、政治和社会各个领域的平衡,分析跨国公司的角色行为由经济领域、政治领域转向社会领域的内在动力和社会后果是当前跨国公司研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新课题。本文正是从这一背景出发,按照“环境—行动—影响”的逻辑思路和“企业—政府—社会”的三维向度对跨国公司这个国际经济结构中的重要行动者的政治、经济与社会行为做一个立体的、动态的考察,重点探讨跨国公司角色行为的沦社会特征及其对国际社会和东道国的社会影响。这一理论视角的转换既是为了更好地跟踪跨国公司角色行为的新变化,也是对拓展跨国公司研究视野的一种新尝试。论文包括导论、正文和结语三个部分。

正文共分五章。导论部分主要是介绍本文研究的缘起。第一章是理论篇,先对本文所涉及的核心概念如“跨国公司”“国际社会”“跨国公司角色”等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进行阐述。其次,结合本文的主题,介绍研究中所涉及的相关理论和需要使用的分析框架及分析工具。

最后,交待论文的研究思路以及在理论上所做的一些探索。第二章对跨国公司社会行为的国际环境进行分析。主要从经济全球化及其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和全球经济结构的转轨与全球治理的提出等角度,分析跨国公司所面临的新的国际环境。正是跨国公司生存和发展环境的变化,全球社会问题的出现,全球产业结构向第三产业的转移,促使跨国公司的角色行为从传统的经济领域、政治领域转向社会领域,高度关注其自身行为的社会功能和社会影响。

第三章是对跨国公司角色行为本身的分析。不可否认,跨国公司与其他经济组织一样,它在本质上始终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因此,跨国公司的行为必然首先表现为经济性,作为一个“经济人”的角色进行活动。但是,跨国公司又不同于一般的经济组织。


它要进行跨国投资,面临着一般经济组织所没有的政治环境和政治风险,样,跨国公司的行为除了经济性的一面以外,还具有政治性的一面。它要扮演“政治人”的角色,通过政府公关,累积政治资本,建立跨国公司与东道国的政治关系,改善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政治环境,为自己追求利润创造特殊的生存空间。但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网络社会的形成和各国公民社会不同程度的发育以及全球社会问题的大量出现,传统的国际协调、解决机制固有的局限性日益显现。跨国公司已经不能仅仅满足于单纯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必须要考虑到如何树立良好的公共形象,与东道国人民搞好关系。

正是为了适应这一新的环境,跨国公司的行为开始转向社会领域。第四章是跨国公司行为的社会功能及其影响的分析。首先,跨国公司作为非传统的国际社会行为主体,是母国形象的重要载体,它既可能促进国际不同文化的沟通与理解,也可能成为推行“文化霸权”的工具;其次,跨国公司之间以及与其他国际关系行为主体之间构成一种全球性的网络,对国际社会形成一种新的控制与建构力量;再次,跨国公司在推动各国公民社会的形成和全球性社会问题的治理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最后,跨国公司带动了东道国中间阶层的成长,并对东道国的民主化进程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第五章在前面几章宏观分析的基础上,以法国大型零售集团家乐福在中国的发展情况为例,分析跨国公司根据东道国环境的变化,通过角色行为的社会转向实现发展的内在机制与过程。

首先,分析家乐福根据中国的国情在企业内部组织结构方面所做的调整和改变;然后比较家乐福、沃尔玛、麦德隆三家零售企业在中国不同的企业战略和经营策略,说明跨国公司行为的社会转向的重要性;再次,通过比较家乐福在中法两国处理与供应商之间的关系,透视家乐福核心战略“向供应商要利润”模式的局限及不足;最后,回顾家乐福在中国发展历程中行为的变化,从最初阶段借助邓小平南巡讲话的春风迅速进入中国市场的单纯经济行为,到第二阶段被中央政府勒令整改后的政治行为,再到第三阶段,由于出现食品安全和产品质量问题后不得不重视社会行为。与此同时,还透视了家乐福集团对中法关系的影响,认为家乐福集团不仅是一个跨国经济组织,而且还是一个文化使者,推动了中法文化的交流,加深了中法双方的理解。结语部分主要是对跨国公司的角色定位及其社会行为等问题进行理论思考和总结。1、经济全球化对国际关系的解构与重构为


跨国公司的社会行为转向提供了宏观背景与讨论语境。

跨国公司及其他行为主体之间关系的网络化,不同行为主体之间利益的休戚与共,促使跨国公司开始将其他行为主体的利益纳入考虑范围。2、跨国零售公司、跨国传媒公司的出现,不断丰富着跨国公司的外延,也促使跨国公司的社会角色发生了很大的转换。跨国零售公司和跨国传媒公司不仅通过商品而且通过媒体传递着当代世界发展变化的信息,引领全球生活方式及国际舆论的变化,带动全球社会中间阶层的形成。3、全球化的曲折发展及全球网络的形成促使跨国公司日益关注自身的社会功能及社会影响。

但是,跨国公司归根到底仍是经济组织,所以其社会行为仍具有很强的工具理性,表现出一定的历史和现实的局限性。本文得出的启示主要包括:1、面对跨国公司呈现的新趋势、新特征及对国际社会的影响,中国必须高度重视和积极应对在华跨国公司的经济、政治和社会行为;2、中国的企业不能单纯地被动应对跨国公司在华日益扩大的社会影响,同时也要主动走向世界,不断扩大中国在经济全球化中的话语权,传播中国和谐发展的理念;3、中国企业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也要注重从企业、政府、社会三个层面扩大自己的国际影响力。本文主要探讨的是跨国公司角色行为的社会转向,并着重对这种行为转向的正面效应进行了分析。但是,同其他任何事物一样,跨国公司的角色行为转向除了拓展自身的发展空间、推动不同文化的国际沟通与理解、促进国际社会的和谐等正面功能之外,也必然具有自身的历史与现实局限性。

这些正是有待笔者今后进一步探讨的问题。第一,跨国公司在促进国际社会文化沟通的同时,是否也在有意或无意地推行文化霸权?第二,具有特定利益导向的跨国公司是否真的能发挥其治理作用,解决全球问题,推动“善治”的实现?第三,市民社会的形成是现代民主政治不可或缺的社会基础。但是,跨国公司真的能促进全球市民社会的形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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