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勰的史传写作论 ——《文心雕龙·史传》篇解读 张秀菊 （河北大学 文学院 河北 保定 071000） 作者简介：张秀菊（1987-），女，河北秦皇岛人，河北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在读研究生。 摘要：学界对《文心雕龙》历来存在着不同的观点，或指斥其不足，或赞扬其优点。本文单纯从“史传”这一文体入手，来探讨刘勰关于史传这一文体的写作方法的阐释。从题材选取，结构安排到语言运用等方面，刘勰都进行了详细地阐释，给出了自己的观点，对史书的编写起到了一定的规范作用。 关键词：史传；文体；内容；体制；语言 刘勰的《文心雕龙》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著名的文学理论著作。刘勰通过对魏晋南北朝时期以前出现的各种文体的研究，总结了诗歌、论说文、公文等多种文体的写作方法和技巧，建构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形成了自己的理论观点。刘勰对文学的定义是广泛的，所以，在刘勰的观念中，“史传”也是中国古代文体的一个方面。在《史传》篇中，刘勰对史书的来源及其写作方法做了一次全面的阐释，其间虽不乏有偏颇之处，但从总体上来说，刘勰的《史传》篇对后代史书的编写还是起到了一定的规范作用。他通过对历史史书的研究，提出了自己关于编写史书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规范了史书的写法。 1 内容题材的可信性 史书写作不同于一般的文体写作。它的作用在于通过记述前人的事迹来警示后人，所以编写史书“必贯乎百氏，被之千载，表征盛衰，殷鉴兴废，使一代之制，共日月而长存，王霸之迹，并天长而久大。”这就要求它注重的是材料的真实性，要遵循“实录性”原则，而反对那些粗编乱造的做法，排除那些道听途说的野文逸事。所以在编写史书的过程中，史官要做大量繁琐的工作，去调查、引证、研究，以保证材料的真实性、可信性。 刘勰在《史传》篇中，对史书选材作了详细的阐释。他以汉朝为例，介绍了史书编写应如何取材。篇中写到“汉之初，史职为盛，郡国之计，先集太史之府，欲其详悉于体国也，必阅石室，启金匮，细裂帛，检残竹，欲其博练于稽古也。”史官在收集历史材料的时候，不仅要详细了解全国的重大规划，同时还必须阅读国家珍藏的文件资料，广泛而熟练地熟悉古代的事迹。但是，即便是如此细密谨慎的收集也仍会遇到取材方面的一些困难，造成史书所记载的东西不符合真实的历史。例如，薛莹的《后汉纪》和谢承的《后汉书》写得粗疏谬误，很不可信。 那么应该如何避免谬误的出现呢？刘勰认为史书错乱不实的根源在于“俗皆爱奇，莫 1 顾实理。传闻而欲伟其事，录远而欲详其迹。于是弃同即异，穿凿傍说，旧书所无，我书则传。”正是这种追奇探异的心理使得著书者丢弃了实录性原则，而使史书变得不可信。年代越是久远的历史，不可靠是信息也就越多，所以刘勰建议史书编写者对历史材料中有疑问的地方，宁可不写，从而保证史书的真实可靠性。 刘勰在《史传》篇中对史书材料的选取，可以说是介绍的十分详细，为史书的选材确定了一定的规则。刘勰认为历史不仅仅是对当朝当代事件的简单记录，更重要的是让后代人了解这段历史，所以史书材料一定要保证真实可信，容不得半点马虎，稍有谬误，便会误导后人的理解。在史书编写中，那些追奇探异、夸大传闻、牵强附会的做法也是万万不可取的，所以从内容方面来说，史书的编写的确是需要严格要求的。 2 结构体制的严格性 中国古代史书，大致以纪传体和编年体两种为主。在《文心雕龙·史传》篇中，刘勰更加强调的是纪传体的写作体例。编年体史书的结构无非是按照年代的先后顺序进行叙事，“文非泛论，按实而书”，就不会出现较大的问题，而纪传体史书则不同。作者在编写史书时，会遇到历史人物的入传问题，将其归入本纪、世家还是列传，有着严格的要求。 《史传》篇中以司马迁的《史记》为例，刘勰对书中人物归类，给出了自己的观点。司马迁独特的写作手法，一向为后人所称道，尤其是其独特的人物归类方法，更是突出了司马迁的独具慧眼，然而这点却正是刘勰所不赞同的。刘勰认为史书体制的编排应有严格的要求。《史记》中司马迁将吕后归为本纪，刘勰认为这种做法是违反常理、有违忠义的。他提出“庖牺以来，未闻女帝者也。汉运所值，难为后法。”认为自古就没有女皇帝，对于这些女子的名号也是需要慎重对待的。同时他又以张衡为例，指出其“惑同迁、固，元平王后，欲为立纪，谬其甚矣。寻子弘虽伪，要当孝惠之嗣；孺子诚微，实继平帝之体，二子可纪，何有余二后哉？”从这一段，我们明显可以看出，刘勰是极其反对将帝后归入本纪中的做法的。他认为史书编写应该有严格的体制规范，人物归类也应严格遵循三纲五常的传统伦理道德规范，而不能根据作者的个人意愿而随意归类。 刘勰对史书体制的严格要求显然体现了他的宗经思想。对儒家伦理思想的推崇不免使其观念显得有些呆板，然而对于史书的编写也并非全无益处。史书不同于一般的文学作品，它注重尊重史实，给后人呈现的应是一段真实的历史，而那些反映个人观点的记叙自然成为史家的禁忌。从文学角度上，刘勰的观点显得有些僵化，然而从史书编写的角度上，刘勰的观点体现出来的是一种严谨性。 3 言辞用语的得当性 史书，出于记叙历史这项主要功能，其用语也有一定的要求，不能随意夸张、虚构，而需做到言辞得体、用语得当。在《文心雕龙·史传》篇中，刘勰通过对多部史书的评点，提出了自己在史书用语方面的观点。“立意选言，宜依经以树则；劝戒与夺，必附圣以居宗。”言辞以典籍为准则，劝诫以圣人为根据。 刘勰首先写到了《春秋》中的用语，“举得失以表黜陟，征存之以标戒；褒见一字，遗逾轩冕；贬在片言，诛深斧钺。”《春秋》是“礼仪之大宗”，它维护周礼，反对违反立 2 法的行为，其思想体现了一定的封建传统性。然而从当时的社会情况来审视，我们也不得不折服作者的“一字褒贬”的写作手法。紧接着刘勰又写到了《史记》“博雅弘辩”的语言特点，《汉书》的《艺文志》“赞序弘丽，儒雅彬彬，信有遗味。”由此可见，刘勰对《史记》和《汉书》的文辞是持有肯定态度的，也是后世史书所不能及的。“自《史》《汉》以下，莫有准的。”同时，刘勰也举出那些言辞粗疏的史书作品来作为对比。“薛、谢之作，疏谬少信。”薛莹的《后汉纪》和谢承的《后汉书》写得粗疏谬误，很不可信，这不仅和内容取材有关，也有文辞不得当有着必然联系。语言运用的不得体必然会产生歧义，从而让后人产生误解，史书也就缺乏可信性了。在三国时期，也有诸多史书在用语上不得当，从而影响了整部书的成就，如“《阳秋》《魏略》之属，《江表》《吴录》之类。或激抗难征，或疏阔寡要。”孙盛的《魏氏春秋》、鱼豢的《魏略》、虞鸿的《江表传》、张勃的《吴录》等史书，有的言辞过于偏颇，难以令人信服，有的粗疏而不精密，让人抓不住重点，这都说明了，用语在史书编写中的重要影响。 在《史传》篇中，刘勰通过正反例子的对比说明了史书中用语得当的重要性。作为“史传”这种特殊的文体，其语言运用自然不能像其它文体那样随意夸张、虚构，而应认真揣度每一个词的正确用法，做到行为严谨。但是，刘勰也并非要求史书一定要朴实无华、毫无文采，而是指在用语得当的基础上进行写作，从而做到文辞典雅却并不虚夸，高谈阔论却并不偏颇。 在《文心雕龙·史传》篇中，刘勰从内容取材、结构安排再到语言运用，对“史传体”写作做了一次较为全面的总结。其间虽然有些论断因其宗经思想而显得有些偏颇与片面，但从总体上来说，刘勰对于史书的编写还是确定了一定的写作规范，让后人在编写史书的时候有一定的章法可循，从而使史书能够更好地呈现真实可信的历史。 参考文献： [1]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M].中华书局. [2]莫恒全,劳玉灵.《文心雕龙》之《史传》篇的史论价值.[J].广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43）. [3]张祥干.从《文心雕龙·史传》看刘勰的史学思想.[J].经典重释,2008. [4]卢东兵.《文心雕龙·史传》研究综述.[J].伊犁教育学院学报,2005（18）. 3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ec06edc0bbf67c1cfad6195f312b3169a551ea4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