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的时代意识及其自我确证的要求(一) 一马克斯·韦伯在其《宗教社会学论集》的著名前言里，阐述了他毕其整个学术生涯所探讨的“世界史问题”，即“为什么科学的、艺术的、政治的或经济的发展没有在欧洲之外也走向西方所特有的这条理性化道路”。①在韦伯看来，现代与他所说的西方理性主义②之间有着内在联系，这种联系并非偶然出现的，而是不言而喻的。韦伯把那种解除神秘的过程说成是“理性的”，该过程在欧洲导致了宗教世界图景发生瓦解，并从中产生出世俗文化。随着现代经验科学、自律的艺术和原则性的道德理论和法律理论的出现，便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价值领域，从而使我们能够根据理论问题、审美问题、或道德—实践问题的各自内在逻辑，来完成学习过程。韦伯从理性化角度所描述的并不仅仅是西方文化的世俗化过程，毋宁说主要是现代社会的发展过程。新的社会结构的首要特征就在于，围绕着资本主义企业和官僚国家机器这样的组织核心而形成的、功能上又互相纠结的两大系统走向了分化。韦伯把这个分化过程理解为目的理性的经济行为和宰制行为的制度化。其实，日常生活也受到了这种文化的社会的理性化的干扰。就此而言，传统的生活形式，在前现代主要是根据每个人的职业而确立的各种生活形式消失不见了。不过，生活世界的现代化并不只是由目的理性的结构所决定的。E.杜克海姆和G.H.米德认为，理性化的生活世界，其特点更在于对丧失了本质特性的传统进行反思；在于行为规范的推广和把交往行为从狭隘的语境中解放出来，并扩大其选择空间的价值的普及；最终还在于以培养抽象的自我同一性为目标和促使成人个体化的社会化模式。以上所述便是古典社会理论家们所勾勒的现代图景(dasBildderModerne)。今天，韦伯的主题表现为另外一番情况，这既是其追随者努力的结果，也是其批判者批判所造成的。“现代化”（Modernisierung）一词直到本世纪50年代才被作为一个术语广泛采用。此后，这个术语便用以表示这样一种理论立场，即它开始讨论韦伯所提出来的问题，而且还用社会科学的功能主义方法对其加以发挥。现代化概念涉及到一系列的过程，诸如资本的积累和资源的利用；生产力的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政治中心权力的贯彻和民族同一性的塑造；政治参与权、城市生活方式、正规学校教育的普及；以及价值和规范的世俗化等等。所有这些过程既相互累积，又相互转化。现代化理论比韦伯的“现代”概念更加抽象，这主要表现在下述两个方面：首先，它把现代从近代欧洲的起源中分离了出来，并把现代描述成一种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发展模式；就时空而言，这种模式是中性化的。此外，它还打破了现代与西方理性主义和历史语境之间的内在联系，因此，不能再把现代化过程看作是理性化过程和理性结构的客观历史。詹姆斯·科勒曼认为，这种现代化理论的长处就在于，从进化论角度归纳出来的现代化概念不再惧怕有关现代的终结的观念，也就是说，不再惧怕现代会有一种终极性状态，而被“后现代”所取而代之。③但事实上，正是五、六十年代的现代化研究使得“后现代”这种说法在社会科学家中间也流传开来。原因在于，现代化从进化论角度看是自律的，它独自地向前发展。因此，由这个角度入手，社会科学的研究者们最容易摆脱作为现代源泉的西方理性主义概念，但是，现代概念与从西方理性视野中赢得的现代的自我理解，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一旦消失，那么，我们便可以从后现代研究者的陌生立场出发，对似乎是独立发展的现代化过程加以限制。阿诺德·盖伦把这种观点简单地概括为：启蒙的前提已经死去，惟有启蒙的后果仍在奏效。自足发展的社会现代化正是从这个角度把自己同看来已陈旧不堪的文化现代性相区别开来，而仅履行据称已组成一个独立系统的经济和国家、技术和科学的法律职能。因此，社会进程的不断加速，似乎变成了一种枯竭的、进入凝固状态的文化的反面。“凝固化”是盖伦用来称呼现代文化的。在盖伦看来，“现代文化中所固有的可能性都已得到充分的发挥。其反面可能性和反题亦已被挖掘出来和接受下来，以致于从现时起改变前提变得越来越难以想象……要是你有这种印象，你在像现代绘画这样一种如此活跃和复杂的领域中也会感觉到凝固化的存在。”④由于“观念史是封闭的”，所以盖伦才轻而易举地认定，“我们已经进入了后历史（Posthistorie）”。为此，盖伦借戈特弗里德·本的诗劝告我们说：“考虑好你们的生活所需。”由此可见，盖伦的这种新保守主义立场并不是想抛开社会现代化的无穷动力，而是要摆脱现代的自我理解的文化外壳。⑤与此相反，后现代观念在其他一些理论家那里表现为另一种政治形态，即表现为无政府主义。这些理论家并不顾及现代性与合理性之间已经发生的分离。他们也抱怨启蒙的终结，并越出了欧洲现代用以把握自身的理性传统，换句话说，他们也扎根到了后历史之中。但与新保守主义不同，无政府主义是要告别整个现代。马克斯·韦伯的西方理性主义所立足的那个基本概念系统走向了式微；与此同时，我们却认清了理性的本来面目——即理性被揭发为主体性，它既是征服者，又是臣服者。此外，人们还发现理性是工具性的支配意志。海德格尔和巴塔勒曾揭开了纯粹权力意志上的理性面纱，他们的批判所发挥的颠覆力量，同时也应动摇现代精神从社会角度加以客观化时所依赖的“铜墙铁壁”。由此看来，文化现代性终结之后，源于其中的社会现代化也将无法继续进行，因为它经受不住“远古时代”即已存在的无政府主义的攻击。这样，在无政府主义的庇荫下，后现代便粉墨登场了。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ef5a2ba2b5daa58da0116c175f0e7cd18525185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