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沙遗址的“秘密”与“突变” 作者：暂无 来源：《艺术品鉴》 2019年第7期 编辑 张敏 金沙遗址如何改写四川古代史？ 2001年，新世纪的钟声刚刚敲响，位于成都西郊的一个小村庄——金沙村，这个时候还是一大片广阔的农田，零星地点缀着几处农舍，一条古老的摸底河横穿而过。看起来这里和成都平原其他的农村没有太大的差别。但是，城市建设的步伐，打破了这里的宁静…… 一个尘封了3000多年的地下宝藏随着现代化机械的轰鸣声悄然打开，无数的金器、铜器、玉器、石器、象牙等珍贵文物破土而出。随后考古人员立即在此区域进行了长时间、大规模的考古勘探与发掘，确认这是一处面积近15000平方米的古蜀王国的专用祭祀区。整个金沙遗址出土的珍贵文物多达6000余件，包括金器200多件、铜器1600多件、玉器2300多件、石器1500多件、漆木器10多件，出土象牙总重量以吨计算，此外还有数以千枚的野猪獠牙、鹿角，数万件的陶器。 “成都发现了又一个三星堆”，2001年春天的成都因此而沸腾了。 金沙遗址的繁盛时期相当于中原地区的西周，大致反映了古蜀蒲卑族的历史与文化。在汉晋以后文献记载的传说中，望帝杜宇是蒲卑族最后一个君王。三星堆和金沙引起世人注目和极具视觉冲击力的，都是那美轮美奂的蜀文化重器——礼器。但两处的礼器也有明显的区别：三星堆礼器群以青铜器见长，金沙礼器群则以金器和玉器独具特色；另外，金沙的石跪坐人像、石虎等数量众多的石雕像在国内尚属首次发现，数以吨计的象牙更是罕见。 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相距不过40多公里，在如此狭小的一个区域里出现如此众多的代表着高超技艺和政治权力的遗物，不能不说是古蜀文明史上的奇观。就两地出现的灿烂夺目、极富神秘色彩的遗物判断，它们分别是两个权力中心是不容置疑的。从三星堆到金沙是同一文化内两个中心的转移，其内在动力是文明中心所在地环境的变迁与选择，或者是对更广阔的资源和财富的向往，或者是政权的更替。但这种权力中心的转移并没有使古蜀文明的传统中断或发生转移。历史和考古发掘证明，金沙这一新的文明中心具有更加优越的发展空间。 与三星堆遗址相比，金沙遗址具有明确的规划和不同的功能区域。如果说金沙村是这一新的文明中心的祭祀区（权力中心），而紧邻其北部的黄忠村则是宫殿区和生活区。黄忠村的繁盛时期也在西周，它以丰富、全面的聚落形态种类具有了文明中心的主要内核：窖穴（灰坑）、窑址、墓葬、房址（黄忠村三合花园地点发现5座房址，最大的一座面积超过1000平方米，5座房址布局极有规律，可能为一组建筑，为金沙遗址宫殿区的一部分）等，而金沙村——黄忠村两地直线距离仅700余米，如果将它作为一个大的聚落载体来考察，其完整成熟的功能分区，代表着古蜀文明又一发展高峰。 金沙遗址的发掘不仅填补了这一阶段的古蜀历史，并且金沙遗址所呈现出的规模和等级无疑是十二桥遗址群中面积最大、堆积最丰富、出土器物等级最高的一处。考古人员推断，金沙遗址应该是十二桥文化时期古蜀国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中心。 金沙对三星堆的继承与发展 从时间上来看，金沙文化在考古年代比三星堆文化晚500年左右。从出土器物来看，金沙遗址的文物风格与三星堆出土的文物极其相似。 在出土的金器中，有金面具、金带、圆形金饰、喇叭形金饰等30多件，其中金面具与广汉三星堆的青铜面具在造型风格上基本一致，其他各类金饰则为金沙特有。玉器种类繁多，且十分精美，其中最大的一件是高约22厘米的玉琮，颜色为翡翠绿，雕工极其精细，表面有细若发丝的微刻花纹和一人形图案，堪称国宝。 出土的400多件青铜器主要以小型器物为主，有铜立人像、铜瑗、铜戈、铜铃等，其中铜立人像与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立人像相差无几。石器有170件，包括石人、石虎、石蛇、石龟等，是四川迄今发现的年代最早、最精美的石器。其中的跪坐人像造型栩栩如生，专家认为，极可能是当时贵族的奴隶或战俘，这表明当时的蜀国已比较强大。石器中的石虎造型古朴生动。 文物的对比中，金沙遗址出土的文物对三星堆有继承，又有金沙遗址中特有的，种种迹象表明，三星堆文明因为某种原因突然消失后，迁徙到了以金沙为政治中心的广阔地带，并将原有的三星堆文明代代延续，不断发展与革新。经过碳14分析，以及对金沙遗址出土文物的综合研究，考古人员确认，金沙遗址的绝对年代在公元1200年至公元前650年，而此时正处于三星堆文明的衰落时期。考古人员推断，大约在3200多年前，蜀国的政治中心很可能发生了转移，由三星堆迁移到了成都西郊的这片沃土。 金沙遗址则秉承了三星堆文化的精髓，并且在此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 良渚十节玉琮的“秘密” 在金沙遗址出土的27件玉琮中，那件高约22厘米的玉琮最为引人注目，其造型风格与良渚文化完全一致。 这件玉琮呈翠绿色，质地晶莹剔透，表面打磨平滑光润，器物制作十分规整，整器内外抛光，散发出温润的光泽。玉琮每一节的转弯处，可以看到神面纹的装饰，与良渚出土的玉琮装饰一模一样。最珍贵的是，这件玉琮其中一个转角的正中，还雕刻了一个人形符号：人是兽首，戴着长长的冠饰；双手平举、长袖飘逸，袖上还有羽毛形装饰，双脚叉开，仿佛正在舞蹈。专家表示，这可能就是当时祭祀场面的再现，而这个人的身份或者是氏族的祖先神，或者是带领氏族成员祈福或驱邪的大巫师。 曾有考古学者认为，这个符号过去在良渚文化的其他器物中也有相似的图案，然而在古蜀出土的玉器中却是首次发现。把这件玉琮和金沙出土的所有玉器放在一起，发现它加工的纹饰、造型的特点和玉质，都不是金沙自身的。金沙出土的玉器主要材质应该来自汶川的龙溪玉，内部多为白、灰、浅黄色。但这件玉琮比金沙的玉器密度和硬度都高，而且颜色也和上海、苏州等地区出土的良渚玉器一样，呈现青绿色。 学者认为，良渚文化早期的玉琮较矮，并不分节，晚期的时候，玉琮才出现了分节，最高的可以达到40多节。所以，这件玉琮应该是良渚文化中距今4500年前后的作品。 良渚文化的十节玉琮，竟然跨越千里来到金沙？这足以证明，早在3000多年以前，古蜀人与外界交流之紧密，远远超出今人想象。 金沙青铜器的“突变” 金沙遗址不仅出土了与体现古蜀与良渚密切交流的“证据”——良渚十节玉琮，还出土了一批造型奇特、精美的青铜器。 然而，如果将金沙遗址出土青铜器与三星堆进行比较，人们会直观看到，金沙遗址所出土的青铜器虽然在造型上普遍继承了三星堆的青铜器风格，但是从体积来看，金沙遗址青铜器大部分都较小。例如三星堆那件高达2.62米的馆标性青铜立人像，在金沙遗址也发现了相似的立人像，都是双手举在胸前做祭祀状，这反映出两地有着共同的原始宗教信仰。可金沙遗址出土的青铜立人像通高只有19.6厘米。不仅立人像，金沙遗址现已经出土了青铜器1300多件，它们大多为小型器物，在尺寸与规模上，根本无法与三星堆的青铜器相比。 有考古人员认为，金沙青铜器变小或许有一种可能。即，虽然以金沙遗址为代表的十二桥文化仍然延续三星堆是神权特征突出的政权体系，但十二桥文化时期似乎已不再是三星堆那样政教高度合一的社会，很可能已经出现了王权和神权的分化。三星堆青铜器之所以大多器型硕大，是因为在举行祭祀活动的时候，社会的参与度比较大，由此激化人们的集体情感，最终达到对现实秩序的认同。 在这一点上，古蜀与中原或许在时间上并不是完全同步的，但基本都经历了神权到王权的转换、王权对神权的剥离。而宗教祭祀作用的减退必然使得青铜器的造型、纹饰等发生些许变化。 所以，金沙遗址青铜器体积变小，并不意味着古蜀国在金沙时期的国力有所衰退。相反，目前所能看到的，金沙时期的遗址分布范围非常广泛。近几十年来，在成都平原及四川盆地周边地区，考古人员已经发现了与金沙遗址类似的商周时代遗存。此外，在湖北西部、山西南部等地区都发现了文化面貌与古蜀文化接近的古文化遗存。 考古学家判断，古蜀王国在金沙时期发展扩张到鼎盛时期，其势力已经辐射到了四川盆地的周边地区。这些遗址与金沙遗址共同架构起商代晚期至西周时期古蜀王国的历史图景。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f152aa73158884868762caaedd3383c4bb4cb40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