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和人品人格 至情至性的作品方能打动读者。只有具有赤子之心、热爱生活、关心现实与人生的作家，只有具有高尚品格的作家，才可能创作出反映社会主流与本质的至情至性的作品。品格卑污低劣的人无论如何也写不出格调高尚感人肺腑的作品。 “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这是李白亲密的诗友杜甫用诗句给他精神的一幅写照。这幅精神写照，维妙维肖，十分光彩，也十分动人。李白的诗、酒、才、气，都在其中了。李白，仙风诗骨，全无半点庸俗气味。诗人晚年，穷困死于当涂。后人附会，说他醉后捞月溺死水中。这足见人民眼目中的李白是一个传奇人物。他生前高吟：“欲上青天揽明月”，死后，也给他的死带上点神秘而超逸的“仙味”。 李白爱山，爱水，爱大自然风光，爱得深沉，爱得入骨，从中吸取灵感，发为歌咏，情与景谐，达到很高的境界。他自己说：“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他生平寻名山，涉江河，访古迹，览名胜，足迹几经半个中国。 李商隐生活的年代正是唐王朝江河日下、社会动荡不安、政治腐败的晚唐前期。社会病态纷呈，矛盾重重。官宦窃柄、扰乱朝纲，牛李党争、勾心斗角，人事纷纭、互相倾轧。 李商隐出生于一个小官宦之家，少年丧父，弱小孤男、撑持门面，佣书贩舂，备尝艰辛。家境困厄，不废学业，16岁即以文章知名于文士之间，先得白居易赏识，再得令狐楚（牛党）知遇，对其培植奖掖。就婚王氏，夫妻恩爱情笃，却给仕途带来厄运（王父属李党），致使终生处在牛李党争的夹缝之中，说不清，道不明，受尽夹板气。虽苦苦挣扎，也无法摆脱人际关系这张无形的罗网，致使他“虚负凌云万丈才，一生襟抱未曾开”。 从李商隐的诗文中，我们便可以读出他的人品来。在权力私有年代，除非自毁前程，否则很难不攀龙附凤，代价则是人格尊严的丧失。但是李商隐从未向命运低头，一直在拼命抗争。他的精美绝伦的诗文便是抗争与控诉的记录。他是一个至情至性，重情重义，很有骨气的正人君子。当两党激烈斗争之时，每当发生大的人事关系变动，李商隐没有一次趋炎附势去攀附得势者。相反，他总是同情那些失势被整之人。李商隐终生关心民生疾苦，在弘农县尉任上，为活狱而不怕得罪上司孙简，不怕丢官，足以显示出他的热血心肠和骨鲠气节，此亦是政治品质之大节。 盛唐文采，光照千载，然我最钦佩王维的人品。这个集高官、诗人、画家、乐师、孝子、贤夫、隐士、禅者于一身的人，倾其一生，将性情调适到自己最为适宜满意的境界，以一颗平常之心幽然自处。 在王维的内心世界里，友谊超越了时空界限，在许多作品的背后，在良辰美景之外，我们能够隐隐看见有他和朋友并肩而行的颀长身影。隐逸与自由，是一生的追求。尽管有优越的家庭背景和出众的艺术才华，但王维是个生性内敛、不事张扬、平和淡然的人。他的一生历经浮沉，尽管没有太多的讽喻之作，但也绝少有露骨和有违心迹的描写，即便是歌功颂德，都极有分寸。 早在青年时期，他也希望学以致用，建功立业，也曾意气风发地写过诸如“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等许多脍炙人口的边塞诗。安禄山叛变，唐玄宗仓促出逃，王维被俘，他在狱中不顾一切地服药假充残疾，以此反抗，但徒劳无益，还是被迫接受叛变政府的官职。两京收复后，他以叛国求荣的罪名身陷囹圄。这时候，王维出示了他在狱中的一首诗，“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再朝天？”这样的心迹，表明他的沉默。后来，他得到了理解，并恢复了更高的名誉和地位。但此时的王维，油然而生归隐之心。他在终南山脚下陶然自居。他喜欢在那人迹罕至的地方，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面对青山碧水，吟诗作画，听乐弹琴，修生养性，参禅悟道，静谧无扰地居处田园。与自然相亲，又何尝不是一件人生快事？ 亲情与爱情，是一生的牵挂。17岁的王维在京城长安，适逢重阳佳节，“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这样的思念亲人的句子，一吟而出，千百年来，每遇节日，便成为游子思亲的心声。王维是个孝子，他母亲是个虔诚的佛教徒，尽管他名动文坛，声名显赫，也追随母亲，长年吃斋，清茶淡饭，承欢膝下。母亲病故，他悲伤不已，以致于“柴毁骨立，殆不胜丧”。三十多岁时，王维不幸丧偶。按说，正值青春年华，以他的名望，完全可以再娶，甚至可以像好友崔颢那样三番五次地续弦。然王维心中的情缘已尽，最终竟然是“妻亡不再娶，三十年孤居一室，屏绝尘累”。那首原本写给乐师李龟年的《相思》，“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是对亡妻的最好慰藉吧？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f2098487ec3a87c24028c40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