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生产理论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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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生产理论综述

作者:徐吉鹏

来源:《旅游纵览·行业版》2012年第04

对文化与社会结构的关系的探讨是文化社会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文化生产研究作为一种研究路径和手段,对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二者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崭新的、综合的视角。它摆脱了以往研究中单一的结构主义倾向或文化主义倾向的束缚,而是采取了辩证、全面的结构主义——文化主义立场来理解,从而得出了更加令人信服的观点,即文化生产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社会结构的塑造,另一方面被生产的文化符号和产品通过对人类行为的影响又反过来制约塑造着结构的某些方面。这种观点的确立,既有赖于文化生产透视法的建立和运用,又与学者们对文化实践活动的反思密切相关。 (一)文化生产透视法

文化生产透视法,顾名思义,即采用社会生产的视角来解析文化内容和本质。它是1970年代大量而广泛分散的研究成果的联合产物,这些成果通过聚焦于对文化生产要素的社会性安排与所生产文化的内容和本质之间关系的探讨,得出了许多超出意料中的意外内容和后果,其核心的洞见即是文化因素被生产的方式(社会性安排)影响着文化的内容和性质。 理查德•A.彼得森首次提出了生产透视法研究的六种路径,即通过对市场结构的横向(空间)比较、市场结构纵向(时间)比较、报酬结构、守门和决策链条、创造性工作者的职业生涯、为创造性提供便利的结构条件尤其是竞争环境,这六大结构或情境的分析,来探讨文化生产的过程和后果。

通过对市场结构的横向空间比较,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具有同一性质的文化要素和文化商品在不同的市场系统中所呈现出的不同社会表征和意义建构,进而对文化生产主体的不同诉求和目的、以及各种文化生产系统的结构特征进行剖析。而在市场结构的纵向时间比较中,我们则聚焦于处于时间序列中的某一文化要素的演变历程,并且通常能够据此发现与之相应的某种社会结构性特征的变迁。对报酬结构的关注,则让我们将目光投向文化之外的市场领域,这种转向将使我们较为清晰地看到文化要素是如何在社会系统尤其是市场系统中被形塑和运作的,这样文化生产者和创作者就处于一个从纯文艺人到纯社会人变化的连续统的中间位置,即社会文艺者。分析守门和决策链条,会让文化生产内部世界的运行暗箱在一定程度上变得透明,由此我们更好理解一个文化作品被允许或拒绝进入文化领域和流通领域的方式,当然其中不可避免得要涉及到对某种文化亚领域潜规则的触碰,无论是以鞭辟入里的方式还是仅仅打上一个擦边球,都将有助于各个文化亚领域和它们之间准入标准的公正化和公开化。创作性工作者的职业生涯无疑是对文化作品进行深入解读时的有利条件和必要补充,通常情况下,我们在分析时,并不仅仅关注创作者本身的个体特征(当然这是必不可少的),而更多要论及创作者所依附的背景环境和其中的规范性准则和惯例,这种背景环境首先应包含着组织和机构的情境。对于那些为创造性提供方便的结构条件的研究和探讨,则有助于我们对文化要素演变的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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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机制,无论是来自文化的(如审美旨趣和标准的改变),还是结构的(如流通领域中竞争的激烈化),做出判断和某种积极的回应,这也正是文化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题中应有之意。 不难看出,文化生产透视法始终坚持着一种唯名论的立场。它要求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不要过分关注于某一领域的个体代表,而是要试图从中发现该领域与其他符号生产领域所共享的那部分一般成分和因素。这种唯名论立场,使得三种比较变得更具价值和可行性,即对不同文化领域(符号生产领域)的比较、对精英传统与大众传统的比较和对宏观制度结构层次与微观分析层次的比较。对于第一种比较而言,生产透视法克服了功能主义者由于对特性的关注而不能进行跨领域比较分析的难题,而仅仅将特性视为相似性无法建立时的一种剩余。对于精英的——大众的文化形式的比较,生产透视法让我们看到了高低区分的社会建构特征,而不再将其视为文化客体一种固有属性。故而,普遍法则和标准的恒定性便被推向了质疑的台架。第三种比较,即制度结构层次与微观分析层次的比较,则为方法论层面上的反思提供了新的要求和广阔的前景。

实际上,不管是采取何种研究路径,对哪种符号生产领域进行研究,还是作出何种类型的比较,生产透视法所探讨的核心议题都将归结为对文化与结构的关系的探究。由此我们得出了一种几乎无疑的观点——社会结构影响着文化要素生产的各个方面。

从以上对于生产透视法的综述中,可以很明显发现这样一个问题,即生产透视法所关注的文化要素基本上属于记录文化所涵盖的范畴,如艺术作品、文学作品、音乐作品等,缺乏或者几乎完全没有涉及到对非记录文化生产的探讨,如对从小群体互动中产生的特定亚文化和特定场域下的文化惯习的研究。而这些研究对于整个文化系统来说却是不可忽视和轻视的,离开了对非记录文化的研究而想对处于持续互动的情境下和善于符号化的人所生产的文化与由其结成社会及其结构之间的关系得到较好的理解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它构成了文化生产透视法研究的一个剩余性范畴。 (二)文化实践反思

从事文化生产研究的学者们在运用生产透视法关注文化生产的结构性影响之外,也站在一种反思的立场上对文化在结构形成和变迁中的塑造作用给予了极大关注,这明显体现在对科学技术和物质文化的社会学研究当中。

研究者发现,在现代高度人工化的社会环境中,科学技术不再仅仅被当作一种提高效率和生产力的工具,更为紧要的是它俨然已经成为建构社会结构、强化和再生产现存等级的重要力量和核心手段。科学技术本身作为人类实践的一种物质性产物,通过新的人造物将社会纳入一种文化秩序之中,从而赋予其正当性和合法性。对物质文化的反思,让研究者对物质文化建立社会关系的方式产生了兴趣。既有研究成果表明,物质文化产品作为社会生活模式的积淀,经常被用来以一种不被察觉的方式构造着人们的生活方式;而人造环境的物质性特征使得社会联系的时空延伸成为可能,比如建筑和语音录音,构成了社会记忆的重要仓库。正如萨林斯的观点:物质文化作用于人们的联合并使人们的生活便利。它构成一种对人类十分重要的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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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构成一种对于塑造关系具有核心意义的手段。当文化或技术的制造物被稳定化时,它们使生产它们的工作领域稳定化,使生产它们的实践稳定化,也使隐含于它们的生产和使用之中的社会关系稳定化。

综上所述,文化生产研究的中心议题乃是文化与结构关系的探讨,对这一问题的回答直接关系到文化的概念化方式和地位问题,即是采取社会结构主义取向而将文化仅仅视为是一种伴随性的附带品和被解释项,还是采取文化主义取向将其视为是独立而自成体系的主体间意义和解释项,抑或是采取结构主义——文化主义取向将文化视为像斯威尔所说的使行动者得以利用那些既推动又限制社会行动的资源的文化图式。目前许多文化生产的研究成果,已经明显存在一种利于第三种观点的证实的倾向,即在生产过程中,文化和结构是如此紧密地纠缠在一起,以至于问究竟是社会结构产生文化还是反之,这是没有意义的。或许布莱恩的观点能够更好地促进我们对这一关系进行理解和把握,他提出了文化生产的二重性,即文化客体既是文化意义和实践的一种有力的化身,又是对组织和结构的关系的一种影响,而不仅仅是它的结果。

参考文献:

[1]戴安娜克兰主编,王小章、郑震译:文化社会学——浮现中的理论视野,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5.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f282d5205ff7ba0d4a7302768e9951e79b8969b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