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古汉语白话起源的思考 11文61班 王佳明 11016004 摘要:“古白话”是与“文言”相对的一种古代汉语书面形式。江蓝生等学者认为，古白话的起源以东汉末年佛教的传入和汉译佛经的大量涌现为契机。我们在此基础上对古白话的起源问题作了进一步的思考，认为古白话书面语虽然出现于东汉，但“古白话口语”却早于此而存在。东汉译经的需要与纸张的普遍使用相结合，使古白话书面语于公元2世纪中期应运而生。 关键词:古白话;文言;东汉译经;造纸术 古代汉语书面语有两种形式，即“文言”和“古白话”。一术语的是黎锦熙先生的《国语运动史纲·序》，也有人称为提法的主要目的是与指现代语体文的“白话”相区别。在此之前，胡适先生曾对“白话”的范围做过界定:“白”、清白的“白”和明白的“白”，并依此认定“《史记》部分是白话的，佛书译本的文字也是当时的白话或很近于白话，也有很的白话作品”。汉语语言学界较早使用“古白话”这“早期白话”或“旧白话”，当时这些 白话”的“白”是指戏台上说白的《汉书》里有许多白话，古乐府歌辞大唐人的诗歌—尤其是乐府绝句—尽管胡适在“白话”的起源、界定等问题上并没有给我们足够理性的结论，却为我们留下来许多可供深人研究的问题。汉语语言学界对于“古白话”的研究，肇始于20世纪40-50年代吕叔湘、高名凯等先生对于禅宗语录词汇语法现象的探求，其后日本学者太田辰夫先生的《中国语历史文法》也对此作了细致的探讨。 关于古白话的起源，目前尚无专文论述，但学者们对“古白话”的界定曾有分歧。王力先生认为，古白话是“以唐宋以来北方话为基础而形成的”。吕叔湘先生指出:“虽然在某些类型的文章中会出现少量口语成分，但是以口语为主的‘白话’篇章，如敦煌文献和禅宗语录，却要到晚唐五代才开始出现，并且一直要到不久之前才取代‘文言’的书面汉语的地位。”并据此把汉语的历史分为以晚唐五代为界限的古代汉语和近代汉语两个大的阶段。郭锡良先生认为其“萌芽于六朝”厂李峻愕先生认为古白话起源于南北朝，以王梵志的白话诗为早期古白话作品的代表。张中行先生将白话分为三期，指出第一期上限为“两汉时期”。江蓝生先生认为:“白话的产生也有悠久的历史，比较保守地说，它是以东汉末年佛教的传人和汉译佛经的大量出现为契机而发展起来的。”徐时仪先生的《汉语白话发展史》第一次系统地探讨了汉语白话的发展历程。书中指出:“白话是一个与文言相对而并存的反映了东汉至今历代口语成分的汉语书面语系统。”认为文、白之分大致始于汉代。许威汉先生在《汉语白话发展史叙》中也指出:“从汉末魏晋以后到‘五四’前(权作这样划分)还有一种与口语基本一致的书面语，这就称为古白话……成片的系统的白话书面语的形成，汉代已发其端绪……要之，古白话语体，始自汉魏，渐成熟于汉唐五代。”我们认为，江蓝生等学者的论断及论证是可信的，即作为古代汉语书面加工形式之一的古白话起源于东汉。这里要继续思考的问题是，作为古白话形成之基础的口语(或许可以叫做“古白话口语”)起源于何时?如果东汉以前已有古白话口语，为什么直到东汉才出现作为书面形式的古白话? 首先我们要搞清楚“古白话口语”的起源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不能不先回顾一下前人与时贤对“文言”的界定。张中行先生认为“文言”的定义难下，其原因就在于“文言”是“只见于文而不口说的语言”，但又不能不承认，“文言”有时并不脱离口语。吕叔湘先生也给出一个并不明确的界定:“白话是唐宋以来的语体文。此外都是文言。”也就是所谓的“超语体文”。后来他在《近代汉语指代词序》中又说:“秦以前的书面语和口语的距离估计不至于太大，但汉魏以后逐渐形成一种相当固定的书面语，即后来所说的‘文言’。”王力先生指出，“文言”是以先秦口语为基础而形成的上古汉语书面语言以及后来历代作家仿古的作品中的语言。许威汉先生指出，古代汉语发展演变中形成了两个支流，即文言文和古白话。“周代和周代以前所遗留下来的书面语，秦代至汉初的某些书面语，大致是和当时口语相近或相一致的，汉初以后，各时代文人的书面语仿照前人的词汇语法用法和行文格调，成为一种脱离当时口语的‘特殊书面语’。这种‘特殊书面语’被称为文言文。”李峻愕先生将“文言”界定为“以先秦口语为基础，以先秦两汉散文为语言规范，长期发展形成的书面形式”。江蓝生先生指出:“简单点儿说，那些句中带有‘之、乎、者、也、矣、焉、哉’的书面语是文言。” “文言最初也是建立在口语基础上的，但是后来日益脱离口语，变成一种僵化的、基本上保存先秦语法和词汇特点的书面语。”既然“文言最初也是建立在口语基础上的”，那么我们就可以这样推测:文言产生之初(应是商周甲金文时代)，是没有脱离口语的，也就是说二者是很接近的。换个角度说，文言产生之初的口语还不是古白话口语。那么古白话口语是什么时候产生的呢? 我们知道，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全社会无时无刻不在使用的庞大的系统，社会性是其本质属性，这种性质决定着它不可能发生突变，渐变性和不平衡性是语言发展的两大特点。 语言的发展变化，需要经历一个新的语言要素逐渐积累，从而取代或部分取代旧的语言要素的过程。汉语史上出现过的种种语言演变现象，足以证明任何一种新的语言现象的出现都不是偶发事件，而是有着相当的社会、文化以及语言内部各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作为背景。“白话文的形成并不是一毗而就的，而是在口语的基础上逐步影响文言文，增加文言文中的白话口语成分，进而形成与文言文相抗衡而并峙的反映实际口语发展的古汉语另一书面语系统。白话文书面语系统在其整个历史时期内并不完全相同。它逐渐演变，以适应口语本身的变化。”因此，从语言发展理论的角度来看，不可能从先秦到西汉口语中说着文言，至东汉发生突变。 如果回顾一下东汉以前我们的先民所使用的书写材料，也许会帮助我们找到正确答案。 我国已知最早的文献是殷商甲骨刻辞与铜器铭文，殷墟卜辞是刻在龟甲兽骨上的，龟甲兽骨十分坚硬;由于当时尚未冶炼出钢铁之类的硬金属，刻字工具缺乏必要的硬度。而这一时期的铭文一般是铸成的，个别是刻成的。从书写材料的角度讲，不能不“炼字”，使刻、铸之字达到最简。这样一来，刻辞与铭文便无法反映当时的口语。而刻辞与铭文所带有的明显的模式化风格，也会使其脱离口语。阮元《文言说》称:“古人无笔砚纸墨之便，往往铸金刻石，始传之远;其著之简策传事者，亦有漆书刀削之劳，非如今人下笔千言，言事甚易也。”在这种书写材料极其不便的情况下，书面语言必然要对口语进行加工和润色，以经济便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f2c418c7fbc75fbfc77da26925c52cc58ad6905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