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论论语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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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论《论语》解读



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时期鲁国陬邑(今年东曲阜)人。生于周灵王二十一年(前551,卒于周敬王四十一年(前479。先代是宋国贵族,因内乱逃到鲁国。父名纥,字叔,是鲁国一个下层小官吏。孔子三岁丧父,家境贫寒,自幼受过生活锻炼,他曾说过:“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论语子罕》,以下引《论语》者只注篇名)他也很好学。所谓“十五而志于学”《为政》,而“志于学”的目的又是“志于道”。可见孔丘在青少年时期就抱有远大的理想和志向。当他二十多岁时,曾做过“委吏”和“乘田”,属于管理仓库、畜牧的小官。三十岁左右,创立私学,收徒讲学,所收弟子,多贫贱之士,极少贵族子弟。他的教育方针是因材施教,有教无类,因此,投奔他学习的人很多。传说他先后有三千弟子,这大概就是形容其人数众多。五十一岁才做了鲁国的中都宰,后又晋升为司空、司寇。他曾想施展鸿才,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但在尖锐复杂的政治斗争中,“知其不可为”但又执着地想去“为之”,于是,就离开鲁国,开始周游列国,希望通过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和学说,实现他在直接从政时所达不到的目的。在周游列国的十四年中,他吃了苦头,碰了钉子,终于在六十八岁时又回到了鲁国,从事文化典籍的整理工作。《周易》《春秋》《诗经》等等重要典籍,都经过孔子的删削整理。他在继承和发展我国古代光辉文化方面,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孔子是我国早期卓越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他一直被尊奉为圣人。他的学说思想在我国文化发展史上影响之大,是不可估量的。孔子的思想言论,除了在《礼记》等文献中有一些零星记载外,主要集中表现在《论语》中。《论语》是一部语录式的著作,是孔门弟子对孔子和他的学生们的言行、对话的记录。此书最早当成于春秋战国时期。西汉时有今文本和古文本之分。东汉郑玄始汇编为现在我们看到的《论语》。全书二十篇,每篇都以正文开头一句的头二字的篇名。从汉代开始,《论语》即被奉为经典,与五经并列。一两千年间,不少儒生、学者为之注释,力图阐发其学说宗旨,为历代封建统治服务。其中影响较大的,有《论语集解》(魏何晏)《论语义疏》(梁皇侃)《论语正义》(宋邢昺)《论语集注》(宋朱熹)《论语正义》(清刘宝楠)等。宋代未熹把《大学》《中庸》《论语》和《孟子》编为一套读书入门的教科书,称之为《四书》,数百年间俱以此为规范,亦足见其影响之大。

《论语》的内容,涉及哲学、政治、历史、教育、文化等各个方面,其中也有许多关于文学艺术的言论。从表面看,似乎比较庞杂零乱,但全书都以“仁”为核心,以“复礼”为目标,构建了一整套儒学思想体系。关于孔子文学艺术的一系列言论,也是这思想体系中的有机组成部份。因此,《论语》既是研究我国早期儒家学术思想的重要文献,也是研究先秦时期儒家文艺思想和美学思想的重要资料。从《论语》中,我们可以看到孔子对文学艺术有广泛的涉猎,他论文论诗,论乐论画,提出了一些被后人奉为圭臬的重要理论。概括言之,其中比较重要的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述而》 这首先涉及文与道的关系,也即是文学的社会地位和性质问题。在孔子看来,道”是第一位的,根本的;其次是德,是仁,或者说德和仁是道的具体内容;“艺”即包括《诗》《书》《易》《礼》《乐》《春秋》等经典在内的一切文化典籍,都居于道的从属地位,“艺”之所以重要,首先就在于它是服务于道的。孔子论道,有时指天道,但具体内容很少论及,因此说:“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公冶长》)他在更多情况下是讲人道,讲治国之道,讲圣贤之道。例如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人之本与”《学而》“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里仁》。这是从伦理的角


度而言。至于说:“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卫灵公》“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微子》。这是指国家的政教而言。总之,孔子的“道”,包括礼法政治、伦理道德各个方面。而有道和无道的主要标志,就是看是否符合“仁”的标准,所谓“仁政”“仁人”“仁声”等等都是如此。那么,“仁”的具体内容又是什么呢?“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颜渊》。这就是处理人的关系的准则。故说:“君子学道则爱人。《阳货》“唯仁者能爱人,能恶人。《里仁》“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但是,“爱人”并非是爱所有的人,也不是无原则的爱,其衡量爱与不爱的标准就是礼,故说:“克己复礼为仁。《颜渊》)可以说礼和仁是互为表里,仁是对人们思想品德的内在要求,而礼则是人们共同遵守的外在规范。明确之一点,我们就可知道在孔子那里,包括诗歌、音乐在内的一切文化现象都是具有功利性的,都是为政教服务的,都要合乎“仁道”的精神。孔子好学,也劝别人好学,其目的就是要“闻道”,学文的目的也是为了得其“道”“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学而》,这有两层意思:人对于道,首先是要身体力行,要实践,但同时也要学习文化知识,以加深对道的理解。孔子的这些观点,形成文学艺术服从于“道”这样一种特殊的观念,所谓“文以明道”“文以载道”“文以贯道”“文必与道俱”等等,成为我国古代文论中的正统理论,影响极为深远。 第二、“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泰伯》

这涉及文艺的社会作用问题。孔子把诗、礼、乐相提并论,并把它们作为从修身开始到治国平天下的重要手段。孔子强调学习,强调教育他认为要达到治国平天下的最终目的,就要从教育开始,使人们都能接受教育而完成修身的任务,把人们都从思想品格上纳入儒家伦理道德的规范,从而实现天下大治。孔子的教育内容有“文、行、忠、信”,有德行、语言、政事、文学等科,但就每个人的修身之道来说,则要经过从诗教到礼教到乐教三个阶段。而三者之中,礼教是中心环节。也就是说要把诗、礼、乐统一起来,把诗和乐纳入礼的轨道,也即是纳入儒家伦理道德的轨道。这样,孔子就给以诗、乐为代表的文学艺术定了社会使命,即是和礼一样,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服务,这就是通常说的“礼乐治国”,就是“仁政”

为什么诗、礼、乐三者能起那么大的作用而又能相辅相成呢?在孔子看来,“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阳货》,也就是说,诗具有“感发志意”(兴)“考见得失”(观)“和而不流”(群)“怨刺上政”(怨)的作用

这四方面的作用,本质上就是从思想感情上唤起共鸣,打开心灵的门扉,起认识教育的作用;这当中,“兴”是关键,故孔子强调“兴于诗”,强调“诗教”。他说:“不学诗,无以言。《季氏》)又对儿子伯鱼说:“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阳货》)所谓“兴于诗”,据何晏《集解》引包咸注云:“兴,起也。言修身当先学诗。”而学诗修身的目的,当然是“迩之事父,远之事君,《阳货》也就是说诗可以为齐家治国服用务。 至于“礼”则是立身之本。礼的内在精神是“仁”外在形式是一整套礼法制度,是人们一切思想行为的准则。所以孔子又强调“礼教”,说“不学礼,无以立”《季氏》“不知礼,无以立也”《尧曰》立就是立身,即做人处世之道。礼法制度有一定的强制性,必须以“仁”作为共同遵守的思想基础,故孔子进一步指出:“人而不仁,如礼何?”《八佾》

“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阳货》)这就是“立于礼”的要旨。 那么,为什么又说“成于乐”呢?因为,“乐所以成性” 刘宝楠在《论语正义》中说:“乐以治性,故能成性,成性亦修身也。”所谓“成性”就是陶冶情性,净化人的思想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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