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论论语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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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论《论语》解读 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时期鲁国陬邑（今年东曲阜）人。生于周灵王二十一年（前551），卒于周敬王四十一年（前479）。先代是宋国贵族，因内乱逃到鲁国。父名纥，字叔，是鲁国一个下层小官吏。孔子三岁丧父，家境贫寒，自幼受过生活锻炼，他曾说过：“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论语•子罕》，以下引《论语》者只注篇名）他也很好学。所谓“十五而志于学”（《为政》），而“志于学”的目的又是“志于道”。可见孔丘在青少年时期就抱有远大的理想和志向。当他二十多岁时，曾做过“委吏”和“乘田”，属于管理仓库、畜牧的小官。三十岁左右，创立私学，收徒讲学，所收弟子，多贫贱之士，极少贵族子弟。他的教育方针是因材施教，有教无类，因此，投奔他学习的人很多。传说他先后有三千弟子，这大概就是形容其人数众多。五十一岁才做了鲁国的中都宰，后又晋升为司空、司寇。他曾想施展鸿才，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但在尖锐复杂的政治斗争中，“知其不可为”，但又执着地想去“为之”，于是，就离开鲁国，开始周游列国，希望通过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和学说，实现他在直接从政时所达不到的目的。在周游列国的十四年中，他吃了苦头，碰了钉子，终于在六十八岁时又回到了鲁国，从事文化典籍的整理工作。《周易》、《春秋》、《诗经》等等重要典籍，都经过孔子的删削整理。他在继承和发展我国古代光辉文化方面，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孔子是我国早期卓越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他一直被尊奉为圣人。他的学说思想在我国文化发展史上影响之大，是不可估量的。孔子的思想言论，除了在《礼记》等文献中有一些零星记载外，主要集中表现在《论语》中。《论语》是一部语录式的著作，是孔门弟子对孔子和他的学生们的言行、对话的记录。此书最早当成于春秋战国时期。西汉时有今文本和古文本之分。东汉郑玄始汇编为现在我们看到的《论语》。全书二十篇，每篇都以正文开头一句的头二字的篇名。从汉代开始，《论语》即被奉为经典，与五经并列。一两千年间，不少儒生、学者为之注释，力图阐发其学说宗旨，为历代封建统治服务。其中影响较大的，有《论语集解》（魏何晏）、《论语义疏》（梁皇侃）、《论语正义》（宋邢昺）、《论语集注》（宋朱熹）、《论语正义》（清刘宝楠）等。宋代未熹把《大学》、《中庸》、《论语》和《孟子》编为一套读书入门的教科书，称之为《四书》，数百年间俱以此为规范，亦足见其影响之大。 《论语》的内容，涉及哲学、政治、历史、教育、文化等各个方面，其中也有许多关于文学艺术的言论。从表面看，似乎比较庞杂零乱，但全书都以“仁”为核心，以“复礼”为目标，构建了一整套儒学思想体系。关于孔子文学艺术的一系列言论，也是这思想体系中的有机组成部份。因此，《论语》既是研究我国早期儒家学术思想的重要文献，也是研究先秦时期儒家文艺思想和美学思想的重要资料。从《论语》中，我们可以看到孔子对文学艺术有广泛的涉猎，他论文论诗，论乐论画，提出了一些被后人奉为圭臬的重要理论。概括言之，其中比较重要的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述而》） 这首先涉及文与道的关系，也即是文学的社会地位和性质问题。在孔子看来，“道”是第一位的，根本的；其次是德，是仁，或者说德和仁是道的具体内容；而“艺”即包括《诗》、《书》、《易》、《礼》、《乐》、《春秋》等经典在内的一切文化典籍，都居于道的从属地位，“艺”之所以重要，首先就在于它是服务于道的。孔子论道，有时指天道，但具体内容很少论及，因此说：“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公冶长》）他在更多情况下是讲人道，讲治国之道，讲圣贤之道。例如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人之本与”（《学而》）。“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里仁》）。这是从伦理的角度而言。至于说：“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卫灵公》），“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微子》）。这是指国家的政教而言。总之，孔子的“道”，包括礼法政治、伦理道德各个方面。而有道和无道的主要标志，就是看是否符合“仁”的标准，所谓“仁政”、“仁人”、“仁声”等等都是如此。那么，“仁”的具体内容又是什么呢？“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颜渊》）。这就是处理人的关系的准则。故说：“君子学道则爱人。”（《阳货》）“唯仁者能爱人，能恶人。”（《里仁》）“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但是，“爱人”并非是爱所有的人，也不是无原则的爱，其衡量爱与不爱的标准就是礼，故说：“克己复礼为仁。”（《颜渊》）可以说礼和仁是互为表里，仁是对人们思想品德的内在要求，而礼则是人们共同遵守的外在规范。明确之一点，我们就可知道在孔子那里，包括诗歌、音乐在内的一切文化现象都是具有功利性的，都是为政教服务的，都要合乎“仁道”的精神。孔子好学，也劝别人好学，其目的就是要“闻道”，学文的目的也是为了得其“道”。“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学而》），这有两层意思：人对于道，首先是要身体力行，要实践，但同时也要学习文化知识，以加深对道的理解。孔子的这些观点，形成文学艺术服从于“道”这样一种特殊的观念，所谓“文以明道”，“文以载道”，“文以贯道”，“文必与道俱”等等，成为我国古代文论中的正统理论，影响极为深远。 第二、“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泰伯》） 这涉及文艺的社会作用问题。孔子把诗、礼、乐相提并论，并把它们作为从修身开始到治国平天下的重要手段。孔子强调学习，强调教育，他认为要达到治国平天下的最终目的，就要从教育开始，使人们都能接受教育而完成修身的任务，把人们都从思想品格上纳入儒家伦理道德的规范，从而实现天下大治。孔子的教育内容有“文、行、忠、信”，有德行、语言、政事、文学等科，但就每个人的修身之道来说，则要经过从诗教到礼教到乐教三个阶段。而三者之中，礼教是中心环节。也就是说要把诗、礼、乐统一起来，把诗和乐纳入礼的轨道，也即是纳入儒家伦理道德的轨道。这样，孔子就给以诗、乐为代表的文学艺术规定了社会使命，即是和礼一样，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服务，这就是通常说的“礼乐治国”，就是“仁政”。 为什么诗、礼、乐三者能起那么大的作用而又能相辅相成呢？在孔子看来，“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阳货》），也就是说，诗具有“感发志意”（兴）、“考见得失”（观）、“和而不流”（群）、“怨刺上政”（怨）的作用 。 这四方面的作用，本质上就是从思想感情上唤起共鸣，打开心灵的门扉，起认识教育的作用；这当中，“兴”是关键，故孔子强调“兴于诗”，强调“诗教”。他说：“不学诗，无以言。”（《季氏》）又对儿子伯鱼说：“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阳货》）所谓“兴于诗”，据何晏《集解》引包咸注云：“兴，起也。言修身当先学诗。”而学诗修身的目的，当然是“迩之事父，远之事君，”（《阳货》）也就是说诗可以为齐家治国服用务。 至于“礼”，则是立身之本。礼的内在精神是“仁”，外在形式是一整套礼法制度，是人们一切思想行为的准则。所以孔子又强调“礼教”，说“不学礼，无以立”（《季氏》），“不知礼，无以立也”（《尧曰》）。立就是立身，即做人处世之道。礼法制度有一定的强制性，必须以“仁”作为共同遵守的思想基础，故孔子进一步指出：“人而不仁，如礼何？”（《八佾》） “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阳货》）这就是“立于礼”的要旨。 那么，为什么又说“成于乐”呢？因为，“乐所以成性” 。 刘宝楠在《论语正义》中说：“乐以治性，故能成性，成性亦修身也。”所谓“成性”就是陶冶情性，净化人的思想感情。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f42429fe270c844769eae009581b6bd97f19bc3f.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