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源期刊网 http://www.qikan.com.cn 赋、比、兴在《诗经》中的美学价值 作者：邓瑞 来源：《文艺生活·文海艺苑》2014年第04期 摘 要：《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其美学价值十分丰厚。赋、比、兴是《诗经》中三种最主要的艺术手法，它们虽然有各自不同的美学特点与美学功能，但又共同体现并创造出《诗经》的总体美学价值。本文以民族性、民间性、文化性为三个理论层面，对赋、比、兴在《诗经》中的总体共同的美学价值，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与论述。 关键词：赋比兴；诗经；美学；价值；民族性；民间性；文化性 中图分类号：I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4）12-0011-01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编成于春秋时代，收周代诗歌305篇，分风、雅、颂三大类。风大部分系民间歌谣，即十五国的诗歌，故又称“十五国风”。共160篇。雅又分大雅、小雅，共105篇，小雅，大部分是贵族作品，小部分是民间歌谣。大雅与颂，全系贵族作品。《诗经》在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上，均具有丰厚的美学价值。 赋、比、兴是《诗经》中三种最重要的艺术手法，它们虽然有各自不同的美学特点与美学功能，但又共同体现并创造出《诗经》的总体美学价值。为此，本文专门研究与论述赋、比、兴在《诗经》中的总体美学价值，具体而言，可分为以下三个层面来进行系统化研究。 一、民族性 赋、比、兴在《诗经》中的美学价值，第一点是民族性。 民族性是世界上所有国家、所有民族的所有文学艺术的生命与灵魂。对于这一点，古今中外的文艺家早已明确地认知，并有过许多精辟的论述。19世纪俄罗斯著名作家赫尔岑说：“诗人和艺术家在他们的真正的作品中总是充满民族性的。” 《诗经》中的赋、比、兴的艺术手法，是我国所独有的，它们充分体现出中华民族传统的美学法则与美学价值。 赋，即陈述之意。《诗经》的《大雅·蒸民》篇：“明希使赋。”即指此意。比，比喻、比拟之意。《诗经·大序》：“《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说的是《诗经》的“六义”，其中，风、雅、颂指的是《诗经》作品的类别；赋、比、兴则指的是艺术手法。兴，又称“兴起”，孔颖达疏引郑司农说：“兴者，托事于物，则兴者，龙源期刊网 http://www.qikan.com.cn 起也，取譬引类，起发已心。”《辞海》释义为：“谓触景生情，因事寄兴。”意思是由一种事物引起另一种事物或情感。 《诗经》中运用上述赋、比、兴的艺术手法，凸显出《诗经》典型的民族性美学特征。例如《氓（卫风）》：“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即我谋。送子涉淇，至于顿丘，匪我愆期，子无良媒。将子无怒，秋以为期。……”就是赋的极好例证，体现出中华民族传统美学的质朴、真诚、简洁、清新之美。又如《关睢（周南）》：“关关睢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就是很好的“比”的手法，即以双双对鸣的睢鸠鸟，比喻青年男女的恋爱之情。而这种比喻，既贴切形象，又自然朴实，也充分体现出中华民族传统的自然美的美学价值。再如《蒹葭（秦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就是“兴”的手法的妙用，即用“蒹葭苍苍，白露为霜”的自然景物，引起对“在水一方”的“伊人”（那人）的思念之情。这种中华民族传统的自然之美，一直传承到现代，众所周知的琼瑶的电影与电视剧《在水一方》，其中由邓丽君演唱的插曲《在水一方》，成为经典，其中“兴”的艺术手法的美学价值，可算是亮点与支点、情点与艺点。 由此可见，赋、比、兴在《诗经》中民族性的美学价值，是有口皆碑的不争事实。 二、民间性 赋、比、兴在《诗经》中的美学价值，还体现在民间性上面。 《诗经》中风和小雅中的民歌，共有200篇左右，占总数66%以上。而“民歌”，则是民间诗歌的简称，所以《诗经》总体的民间性特征异常鲜明。正因为如此，赋、比、兴作为《诗经》中的主要艺术手法，也来自民间文化，所以它们的民间性美学价值也十分丰厚。所有的赋、比、兴，皆取平民百姓日常生活的所见、所闻、所感，真实而质朴，例如“睢鸠鸟”、“蒹葭”、“黄鸟”、“木瓜”、“桃夭”、“鸨羽”等花鸟水草等物，或比喻，或兴起，或赋陈，充分体现出其“草根性”特点，彰显出民间性的美学特征与美学价值。 三、文化性 赋、比、兴在《诗经》中的美学价值，更体现在民族文化性上面。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强调“天人合一”、“主客一体”，“中西文化基本差异的表现之一是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中国文化比较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而西方文化则强调征服自然、改造自然。”赋、比、兴所体现的人与自然万物的亲和，正是这种民族文化精神的集中展示。 参考文献： [1]赫尔岑.赫尔岑论文学[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62：27. 龙源期刊网 http://www.qikan.com.cn [2]辞海编辑委员会编纂.辞海[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348. [3]王力.古代汉语[M]第二册.北京：中华书局，1962：477. [4]张岱年，程宜山.中国文化与文化论争[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51.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0163e3d9162ded630b1c59eef8c75fbfc77d948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