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修辞与中国电影史学研究的空间建构 从身体修辞的角度介入中国电影史的研究能为“重写中国电影史”增添一种全新的研究视角和研究范式，可以揭开中国电影所折射出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信息，进而发现个人与时代、审美与政治、艺术与社会等因素之间的复杂关系。该研究还是对身体研究热潮的一种呼应，并且能提升该学科与现实对话的能力。具体研究思路有两种：一是把百余年的中国电影史分为几个阶段，进行纵向考察；二是每个阶段的身体修辞分为具体的专题，进行横向考察。 标签：身体修辞；身体政治；中国电影史研究；空间建构 电影艺术对于身体的表现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因为电影是一门视听综合的现代艺术，能够非常直观地呈现身体的方方面面。这正如巴拉兹·贝拉所言，在电影中，“文化正在从抽象的精神走向可见的人体。”故此，从身体修辞的角度透视中国电影的史学研究，就会发现该角度的重大意义，同时也能发现已有研究的局限和不足。 一、研究现状 （一）身体政治研究 这种研究主要挖掘政治权力在身体上留下的印迹，或者说身体所潜伏的国家意识形态。史静的专著《主体的生成机制——“十七年电影”内外的身体话语》 比较详细地剖析了十七年电影中身体生产与国家认同的关系，分析了国家意识形态在身体中的潜伏技巧。专著方面还有颜小芳的《从主体建构到自我解构——中国新时期以来电影中农民形象演变的符号学考察》，该书解读了中国新时期以来电影中农民形象的身体符号语言，指出农民身体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承载意义。研究身体政治的期刊论文也比较多。 （二）身体欲望研究 研究者大都站在女权主义的立场上考察女性身体。如汤梦萧的论文《作为身体的主体——2007年国产电影中的女性意识反思》，李琳的论文《论“新时期”电影中的女性身体的形色话语》 等。另外，同性恋也是身体欲望研究的一個重要领域，相关期刊论文有近30篇。如华东 师范大学2013届王译彬的硕士学位论文《华语女同性恋电影中的身体表征》从女性主义视角出发，通过理想型、意向性、互动性等三方面对华语女同性恋电影中的女性身体表现进行了剖析。 （三）身体文化研究 这种研究视角是探索影像身体所折射的文化意蕴和文化变迁。著作方面有杨 柳的《只缘身在此镜中——中国电影身体文化研究（1979-2011）》 ，该书围绕影像身体、观众身体、演员身体三大维度展开讨论，并提出“体镜像说”，令人耳 目一新。在期刊论文方面，周宪的《论奇观电影与视觉文化》、景国劲的《视觉文化中的身体叙事》 、王小平的《图像“暴政”：身体政治下的景观——后现代转向与影视文化的勃兴》 等论文都从不同侧面探讨了影像身体与视觉文化的关系。 三、研究内容和路径 布鲁克斯说，身体“一直都是包括语言在内的文化所俘虏的骚动不安的囚徒” 。我们一旦从身体 这个“骚动不安的囚徒”透视百余年来的中国电影史，就会发现巨大的研究空间。关于这个研究空间，我们可以纵向和横向两种路径进行考察。 所谓纵向考察就是把百余年的中国电影史分为几个阶段，90年代，随着市场化的发展和消费时代的来临，身体的欲望化被放大。此时电影中的身体呈现出暴力化、情色化、琐碎化、平面化、同性化等诸多特征，这些特征在《炮打双灯》《大鸿米店》等影片中表现得非常明显。所谓横向考察就是把每个阶段的身体修辞分为具体的专题进行分析。大体有以下一些专题： （一）身体与情欲 情欲是身体一种本能的冲动，有时会把人引向快乐的巅峰，有时会把人推向罪恶的深渊。情欲有时是一种享受，有时是一种痛苦，有时是一种交易。在中国文化语境中，情欲多半像幽灵一样无缘在阳光下载歌载舞，无法尽情地逍遥于大地。“发乎情止乎礼”就是外在的礼对内在的情的强烈扼制。在中国电影中，情欲由于受到伦理、政治的打压，大都潜伏在地下，羞羞答答，欲说还休，犹抱琵琶半遮面。只是到了改革开放后的新时期，情欲才真正得以登台亮相，在之后消费主义的浪潮中，情欲更加受到追捧。此时，还有一种特殊题材的电影也浮出地表，这就是同性恋题材电影。《植物 学家的女儿》《红颜》《春风沉醉的夜晚》《蓝宇》《夜森林》《一日一夜》《夏日时光》《张先生和张先生》等一批同性恋题材电影从不同角度来表现情欲的错位。 （二）身体与阶层 阶层是指同一阶级中因职业分工、经济地位、政治地位或生活方式不同而形成的社会集团。身体作为生命的直接承担者，无疑会被打上阶层的痕迹，表现出不同的美学风貌。大体说来，工人、农民、军人、知识分子的身体在身材、皮肤、服装、语言、动作等方面都有所不同。比如就知识分子而言，知识分子题材电影有三次浪潮。第一次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这些影片中，有的知识分子敢于斗争，积极构建社会乌托邦，如《八千里云和月》中的女大学生江玲玉与青年音乐家高礼彬；有的随波逐流、委曲求全，如《万家灯火》中的胡智清；有的为情所困，如《遥远的爱》中的大学教授肖元熙。第二次浪潮是新时期，很多影片把知识分子当作了政治反思的符码，如《天云山传奇》中的宋薇。第三次浪潮是90年代，此时电影中的知识分子受到政治、经济和文化挤压而成为地道的“俗人”，甚至成为利奥塔德所说的“历史的肥料”，如《离婚了，就别再找我》中的作家李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053ee499a2c7aa00b52acfc789eb172ded6399c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