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晶-初唐歌行与诗风嬗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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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晶-初唐歌行与诗风嬗变.txｔ如果背叛是一种勇气，那么接受背叛则需要更大的勇气。爱情是块砖，婚姻是座山。砖不在多，有一块就灵；山不在高，守一生就行。 初唐诗坛上一个令人瞩目的现象，就是歌行体诗的大量涌现,它们有着从六朝至盛唐诗风嬗变的重要诗史价值。其中一些名篇系诗之精品,如《春江花月夜》、《代悲白头翁》、《长安古意》、《帝京篇》、《古剑篇》等，皆为不朽之杰作。这些诗作气象雄阔,辞采瑰奇,意境高远,一方面映射出唐王朝上升时期的气象,一方面也表现了初唐时期士大夫的精神世界,明代诗论家王世贞指出:“七言歌行，靡非乐府，然至唐始畅。”(《艺苑卮言》卷一）道出了歌行体诗勃兴于唐的现象。 歌行体诗，原属乐府系统。汉乐府歌诗便多以“歌”、“行”名其篇什。如《燕歌行》、《短歌行》、《长歌行》、《艳歌行》、《饮马长城窟行》等等。“歌”自然是由人歌唱的,而“行”本身就是乐曲之意。所谓“行者,曲也”。歌行一体以其音乐性强而有强大的生命力。在其发展流变之中,歌行体模糊了乐府与非乐府的界限,但音声朗练、谐婉浏亮却一直是歌行体的“当行本色”。 从语言形式上看，两汉乐府中的歌行诗，多是三、五言或杂言,唯有曹丕的《燕歌行》为纯粹的七言。此后很长时间内,七言歌行并未得以长足发展。在魏晋南北朝诗坛上,唯有鲍照的七言乐府最为遒丽健举，但他并不以“歌行”名其七言之作。而七言歌行以曹丕《燕歌行》为滥觞,语多华艳绮丽,在南北朝时期颇能体现此时的诗坛风会。略举一二以见其形貌。沈约《四时白纻歌》之一《春白纻》云：“兰叶参差桃半红,飞芳舞縠戏春风，如娇如怨状不同,含笑流眄满堂中,翡翠群飞飞不息,愿在云间长比翼。佩服瑶草驻容色，舜日尧年欢无极。”梁武帝的《河中之水歌》:“河中之水向东流，洛阳女儿名莫愁。莫愁十三能织绮,十四采桑南陌头。十五嫁为卢家妇,十六生儿字阿侯。卢家兰室桂为梁，中有郁金苏合香。头上金钗十二行,足下丝履五文章。珊瑚挂镜烂生光，平头奴子擎履箱。人生富贵何所望,恨不早嫁东家王。”以此作为六朝时期七言歌行的代表，可知其词旨华靡,笔力纤弱,而体制相对来说较为短小。 歌行在初唐时期大放厥采,一些著名诗人大都染指于此，尤以“四杰”所撰最为集中。且在七言歌行的成熟、定型上有更大贡献。王勃有《秋夜长》、《临高台》、《采莲曲》,骆宾王有《帝京篇》、《畴昔篇》、《艳情代郭氏答卢照邻》等,卢照邻有《长安古意》、《行路难》、《失群雁》等，只有杨炯没有七言歌行传世。明人胡应麟述七言歌行之沿革云:“建安以后,五言日盛。晋、宋、齐间，七言歌行寥寥无几,独《白纻歌》、《行路难》时见文士集中,皆短章也。梁人颇尚此体,《燕歌行》、《捣衣曲》诸作,实为初唐鼻祖。陈江总持、卢思道等,篇什浸盛，然音响时乖，节奏未协,正类当时五言律体。垂拱四子，一变而精华浏亮,抑扬起伏，悉协宫商,开合转换，咸中肯棨。七言长体，极于此矣。”(《诗薮·内编》卷三）胡氏这段话把七言歌行的嬗变轨迹描述得颇为清晰;指出了“四杰”在七言歌行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初唐时期,七言歌行进一步吸收声律学的成果，音声浏亮谐婉,音乐性大大增强,而且颇富变化,可谓声色大开。“至王、杨诸子歌行，韵则平仄互换，句则三五错综，而又加以开合,传以神情，宏以风藻，七言之体，至是大备。”（同上)可见七言歌行体诗在初唐时期达到了新的高度。 初唐歌行在风格上总的特征是什么?可以借用前人的话概括为：绮而有质,艳而有骨。在语言辞采上,还带着六朝的遗风,颇为华美，所谓“时带六朝锦色”。然而，初唐歌行决非是六朝歌行的复沓,而是将其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境界。篇制宏阔、格调高朗、感慨深沉、气象雄壮,是其新质因素。明人许学夷高度概括为:“绮靡者，六朝本相;雄伟者，初唐本相也。”（《诗源辨体》卷十二）以此说明六朝歌行与初唐歌行之差异，甚为精当。 卢照邻的《长安古意》、骆宾王的《帝京篇》、王勃的《临高台》等什,基本主题十分相近，都描绘了帝京长安繁华壮丽的景象，着力渲染了王公贵族的豪奢生活场景,生动地写照出初唐社会的风貌。在这些诗篇中，诗人基本都是采用全景俯瞰的视点进行描写,境界十分雄阔，这是六朝歌行中绝然没有的。如《帝京篇》的开头：“山河千里国,城阙九重门。不睹皇居壮，安知天子尊。皇居帝里崤函谷，鹑野龙山侯甸服。五纬连影集星躔，八水分流横地轴。秦塞重关一百二,汉家离宫三十六。桂殿嵚岑对玉楼，椒房窃窕连金屋。三条九陌丽城隈,万户千门平旦开……”这是很有代表性的。《长安古意》、《临高台》等诗也都将帝京的辉煌巍峨呈现在人们面前。 与此相对应的,是这类诗中对贵族与市井生活的渲染，如同一幅珠光宝气、五色斑斓的市井风俗画。这里有王侯贵人的“宝盖雕鞍”、有市井游侠的横行、有娼家女子的“含娇含态”，有禁军军官的夜饮狂欢……写尽长安的多姿多彩。不能否认，诗人在描写这些东西时有意无意地流露出欣羡之情。而在这种色彩斑斓的描绘之后，又继之以冷峻的超越,指出这种生活转瞬即逝，不可能长久保有。“自言歌舞长千载,自谓骄奢凌五公。节物风光不相待，桑田碧海须臾改。昔时金阶白玉堂,即今唯见青松在”（《长安古意》)。“莫矜一旦擅豪华,自言千载长骄奢，倏忽抟风生羽翼，须臾失浪委泥沙”（《帝京篇》）。”娼家少妇不须颦，东园桃李片时春。君看旧日高台处，柏梁铜雀生黄尘”（王勃《临高台》)。可以看出这几位诗人所表达的意思是一样的,是对豪华生活的否定，对其价值的消解。 与此密切联系的，便是抒情主人公的形象作为市井豪奢生活的对立力量在诗中的出现，有的是直接出现，有的是隐含其间。如《长安古意》中“寂寂寥寥扬子居,年年岁岁一床书。独有南山桂花发,飞来飞去袭人裾”，就直接出现了抒情主人公形象，表现了对贵族生活的轻蔑与对士人价值的自我认同。《帝京篇》中的结尾：“已矣哉,归去来，马卿辞蜀多文藻，扬雄仕汉乏良媒。三冬自矜诚足用,十年不调几邅回。汲黯薪逾积,孙弘阁未开。谁惜长沙傅,独负洛阳才。”也是直接出现了抒情主人公形象，只是更多了慷慨不平之气。而王勃的《临高台》之结尾:“君看旧日高台处，柏梁铜雀生黄尘”，则是通过对于贵族生活的价值否定,呈现了一个原本并未直接出现的抒情主体。 如果说《长安古意》、《帝京篇》等篇什还是以描绘帝京长安的雄壮繁华为主,而在此同时又予以消解,表现了感士不遇的慷慨之气与价值自我认同，那么，另一类作品与此相联系，则着重于表现诗人的主体世界。这类作品如骆宾王的《畴昔篇》、卢照邻的《行路难》、《失群雁》、郭震的《古剑篇》等。《失群雁》咏叹一个因受伤而失群的大雁的遭遇，托物言志，寓托诗人自己悲凉身世的感慨。《行路难》中吟咏道:“巢倾枝折凤归去,条枯叶落任风吹。一朝零落无人问，万古摧残君讵知。”无疑是诗人自慨身世。郭震的《古剑篇》借宝剑的废弃来抒发怀才不遇的忧伤，却又更多地洋溢着激情。“龙泉颜色如霜雪,良工咨嗟叹奇绝。琉璃玉匣吐莲花,错镂金环映明月。……何言中路遭弃捐，零落飘沦古狱边。虽复尘埋无所用，犹能夜夜气冲天”。此诗是郭震尚未显达时的作品,表现了一个有为之士的雄才大略与非凡抱负。 初唐歌行中还有一些著名篇章,显示出诗人对于宇宙认识的新的高度,有深刻的哲理意味。时空问题在以前的诗歌中并未引起更多的注意，而在初唐歌行中却成为十分引人注意的主题。如王勃的著名短歌《滕王阁》:“滕王高阁临江渚,佩玉鸣鸾罢歌舞。画栋朝飞南浦云,珠帘暮卷西山雨。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阁中帝子今何在,槛外长江空自流。”即有宏阔的时空意识。诗人面对滕王阁，想到的是“物换星移”的迁替,时空的转换。“初唐短歌,子安《滕王阁》为冠。”(胡应麟《诗薮·内编》）。足见其具有很大代表性。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以及刘希夷的《代悲白头翁》,都是以其敻远的时空感而产生了高华境界与哲理意味的。《春江花月夜》虽是描写一个女子怀念远方游子的缱绻情思,但诗中的高朗境界与哲理思考远远超越了这个传统题材的园囿，把人们的眼界引向无比广阔的空间。“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照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诗人似乎站在地平线上,探询这宇宙时空的奥秘。在浩茫无垠的宇宙空间和无法推知起点与终点的时间长流中，人生不过是“渺沧海之一粟”的。诗人们不仅看到了时空之无限,更看到它们的运化不息,不可逆转。刘希夷的《代悲白头翁》便充满了这种哲理认知。面对暮春落花,诗人慨叹道：“洛阳城东桃李花,飞来飞去落谁家。洛阳女儿好颜色，坐见落花长叹息。今年花落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已见松柏摧为薪,更闻桑田变成海。古人无复洛城东,今人还对落花风。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闻一多先生借古人意称之为“泄露了天机”，又说:“所谓泄露天机者,便是悟到宇宙意识之谓。”（《唐诗杂论·宫体诗的自赎》)闻先生所热情称颂的张、刘诗中的“宇宙意识”，正是初唐歌行诗的高致所在。 初唐歌行辞采华美秾丽,却又内蕴风骨,有了更为高华的境界与刚健的风格。用刘勰的话来形容，便是“藻耀而高翔,固又笔之鸣凤也”（《文心雕龙·风骨》)。前代论者对“四杰”等初唐诗人颇有讥议,如刘熙载就认为“唐初四子沿陈、隋之旧，故虽才力迥异,不免致人异议”(《艺概·诗概》)。我以为此种看法不够全面公允。“四杰”等人的作品有继承齐梁绮丽诗风之处，但内里却生长出刚健俊爽的新质。王世贞的看法较为允当，他一方面看到“四杰词旨华靡，沿陈、隋之遗”,另一方面他更认识到其长处在于“翩翩意象,老境超然胜之”(《艺苑卮言》)。借“绮而有质,艳而有骨”加以概括，庶几得之矣！ 纵览诗史,歌行体诗真正达到顶峰,成就最高者乃在盛唐李、杜、高、岑诸公,尤以李、杜最为杰出。如杜之《哀江头》、《洗兵马》、《古柏行》等,李之《将进酒》、《西岳云台歌送丹丘子》、《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等，高之《燕歌行》、岑之《白雪歌》、《走马川行》等，皆为歌行中不朽之杰作。许学夷评价盛唐歌行云:“开元天宝间，高岑二公五七言古，再进而为李杜二公。李杜才力甚大,而造诣极高,意兴极远，故其五七言古(兼歌行、杂言言之——原注）体多变化,语多奇伟，而气象风格大备,多入于神矣。”(《诗源辨体》卷十八）极推盛唐歌行。而再往后看,白居易的《长恨歌》、《琵琶行》、元稹的《连昌宫词》也都是歌行中的极品。而在歌行诗的发展流变过程中，初唐歌行的重要意义是应该看到的。从六朝来，到盛唐去，初唐歌行的作者们正是站在历史的交叉点上。从齐梁到盛唐,社会审美意识发生很大变化,诗坛风气也为之翕然一变。就歌行而言，初唐乃是由六朝至盛唐的过渡或中介，为盛唐歌行开了一个良好的、雄阔的端绪。如果说盛唐歌行是一部雄壮多姿的交响乐章，那么,初唐歌行乃是其宏亮的前奏曲。杜甫称“王扬卢骆当时体”(《戏为六绝句》），这“当时体”恰恰是历史地认识“四杰”的诗风。子美之言,不是很值得玩味吗！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09825b5a01768e9951e79b89680203d8ce2f6ae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