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论的中国例子 德国社会学家卢曼传世的社会系统论，让我和泮伟江成了朋友。卢曼理论因晦涩难懂而闻名学界，但坚持读上数年，也容易上瘾，甚至沦落为“卢曼迷”。我和伟江学术兴趣一致，在卢曼这个“理论大王”的王国里巡游多年，算得上是卢曼铁杆粉丝，虽然这并不妨碍我们对卢曼理论有所保留并提出自己的质疑。 2006年，我误打误撞，当然，也可以换种说法，受到一股神秘力量的必然性牵引，终于完成了以卢曼法律社会学为主题的博士毕业论文。回顾毕业论文，即便没有遗恨，也有诸多遗憾吧。这是手忙脚乱研读卢曼两三年后匆匆结出的小果子，难免味道青涩。论文答辩完毕数日之后，接到清华大学高鸿钧老师聚餐邀请。久闻高老师盛名，但素未谋面。聚餐是在清华校门的“醉爱”餐馆，在座的还有高老师门下攻读硕士学位的沈明。高老师和我们慢慢说话，慢慢喝酒，美食蒸腾，美酒飘香，十分惬意。高老师对我说过一句话，令我至今难忘：卢曼很重要，希望你能把卢曼理论研究继续下去。在当时国内研究卢曼冷启动的条件下，在孤独坚持了数年之后，我第一次感受到一股直抵内心的温暖和认可。那次聚会之后，我渐次了解到，其实高老师早已落子布局了社会理论与法学的对接工程。 近十几年来，高老师对哈贝马斯和卢曼等重要社会理学大家的思想展开了系统深入的解读，并在清华开设讲坛，令学界瞩目，领我国当代研究社会理论法学风气之先。名师出高徒，高老师的学生也雨后春笋般登上社会理论法学舞台。鲁楠、陆宇峰、泮伟江、马剑银、余盛峰、张文龙、杨静哲等青年才俊，个个身手不凡，圈内一时异彩纷呈。其中，泮伟江专精卢曼理论，对卢曼的系统论法学用功最勤，感情最深，切入最透彻。 我几乎不与人私下聊学术，聊得更多的是学术八卦。但与伟江的交往是个例外。相隔京沪之远，除了开会，我与伟江见面并不多。每每抓住机会，就会向他刺探学术情报。我有所问，他必爽快答。有一回他讲，正在翻译卢曼的《社会的社会》和《社会的政治》，并谈到了翻译进度，也坦承遇到的麻烦，等等。他说得温和平静，我心里却已翻江倒海。我曾与师弟赵春燕合译过卢曼早期著作《法社会学》，体验过被卢曼折腾得蜕皮的焦虑。伟江要从德文原版翻译这两本卢曼中、后期的重量级著述，加起来估计上千页，而且这还远不是数量的事，翻译卢曼不知难倒了多少江湖好手。这得下多大的决心，熬多少个日夜，又是多大的功德啊。至于伟江翻译卢曼的功力，我最不担心。伟江研读卢曼十年，英文德文俱佳，对西方社会理论的知识谱系做过细致梳理，研习过政治哲学，熟悉现象学，精通系统论，法学科班出身，对普通法系和大陆法系的法文化传统也颇有造诣。国内学者中，罕有人比他更具备翻译卢曼大作的知识条件了。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18b13820021ca300a6c30c22590102020740f29a.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