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日本平安时代白居易诗歌作品广为流传的原因 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对亚洲的日本、朝鲜、韩国等国家的影响可谓之巨大而深远。中日文化交流最早始于日本的奈良时代，中国唐朝派遣大量的遣唐使去到日本，从此中日文化交流随即展开并且日益加深。平安时代是日本古代的最后一个历史时代，它从794年桓武天皇将首都从奈良移到平安京（现在的京都）开始，到1192年源赖朝建立镰仓幕府一揽大权为止。平安时代，中日交流达到了顶峰，同时这个时代也是日本古代文学发展的顶峰。在影响后市文化深远的平安文学中，对日本汉文学乃至日本古代文学影响最大的中国诗人，无疑首推白居易。白居易(772～846)，汉族，字乐天，号香山居士，下圭(今陕西渭南东北)人，是中国文学史上负有盛名且影响深远的诗人和文学家，有“诗魔”和“诗王”之称。 白居易的诗歌最早是从何时传入日本呢？这个问题，在学术界中并无定论，但大多数学者认为，白居易的作品传入日本的时间最早见《日本文德天皇实录》上所记载，承和五年（838），由太宰少贰藤原岳守从唐商人带来的物品中挑出《元白诗笔》呈现给仁明天皇。随后，遣唐使陆续带回了更多的作品。其诗一经传入，迅速流传开来，深受当时日本文人的喜爱并且在日本文化界与民众中，代代相传，历尽千百年而不衰，在日本汉文学发展史上，具有引人注目的地位。 在中国古代诗歌界，唐代最伟大的诗人首称李白与杜甫二人，白居易的成就显然没有前者斐然，但为何在日本备受推崇的却是白居易呢？据考证，平安朝廷还专门开设《白氏文集》讲座，数代天皇都参加了这个讲座。并多次举办御前诗会，围绕白诗取题唱和。《源氏物语》的作者紫式部作为一条彰子皇后的女官，也曾给皇后讲授《白氏文集》。在这一时期问世的《枕草子》、《源氏物语》等作品中，处处可见对白诗的活用。其中《源氏物语》中引用中国古典文学典籍185处，其中白诗达106处之多。由此可见白居易精湛的诗歌造诣对日本平安时代的古代文学的影响是无可比拟的，这里面有哪些深层次的原因呢？笔者认为，白居易之所以风靡日本的原因主要基于以下三个方面： 一、白居易的诗数量丰富，取材范围广泛，便于学习和借鉴。 白居易活了75岁，共创作了三千多首诗作，保留很好，在《全唐诗》中共编为三十九卷，是唐代诗人中保存诗歌最多的。另外，白居易是“新乐府运动”的领袖，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写下了不少感叹时世、反映人民疾苦的诗篇，其诗歌取材范围更是涵盖了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在纵观日本平安文坛历史，我们可以了解到平安文人崇尚汉诗文，文人聚会，以会吟诵诗汉诗文为本事与才华。当白诗传入日本之后不久，官场与知识界很快就把白诗作为楷模，《白氏文集》成为仕进的必读著作了。当时日本的文人把汉文帝、白乐天、晋代七贤作为膜拜的对象，而其中又以白乐天为“师”。其中大江维时编辑的《千载佳句》成为初学汉诗的人的一种参考书。该书将所收一千多首汉诗分为季节、天象、地理、人事、官事、草木、禽兽、宴喜、别离„„等十五部门编纂，以便利日本文士们写作汉诗之际，依其所欲咏颂的内容而寻找其摹仿参考的对象。日本文学史上历来有“和歌汉诗”的称谓，这就是说，日本古代的“歌”（包括歌谣）是用假名写作的，而“诗”则是用汉文写作的。这些用汉文写成的“汉诗”，并不属于中国文学的范畴，而是日本古代文学发展中不可分离的部分。此后《千载佳句》的编者大江维时的伯父大江千里即编了一本《句题和歌》。该书搜集汉代以降至唐代各家之古诗句，以供写作和歌的参考之用，分春、夏、秋、冬、风月、游览、杂、离别、述怀等九部门，每部门各收十首至二十首和歌。由于白居易的高产，写作题材范围十分广泛，凡个人生活、做官生涯以及社会民生，都有记述咏诵，因而他自然成为收录诗作最多诗人，其丰富的作品也自然成为当时文人学习诗歌创作的首选范本。 1 二、白居易的诗通俗浅显，直白流畅，易于理解和摹仿。 作为一个大诗人，一个天才的诗人，白居易的创作才能是多方面的，他的诗歌不但在艺术形式上是多样的，在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上也是多样的。白诗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语言通俗易懂，明白晓畅，但同时又经过千锤百炼，作了许多艺术加工。诗坛曾流传老妪亦解白诗的佳话。顾实在其《中国文学史纲》中指出：“盖当时之诗，竞拟魏汉，甚者至肖诗之雅颂，强自鸣高而自炫学博。白居易独以入耳为主宰；显为一种反动。洵具有慧眼卓见也。今观《长恨歌》《琵琶行》，皆无注脚即可明白。宜乎彼诗在当时大行于世，上自王公，下至野老村妪，莫不玩诵之。故白居易者，纯粹平民诗人也。” 诗仙李白的诗天马行空，大气豪迈；诗圣杜甫的诗字字珠玑，工巧深刻；二人的诗歌宛如阳春白雪，而白居易的诗则通晓易懂，却似下里巴人，因而众口传唱。日本当时虽说风行汉诗文，但毕竟汉语是一种外语，在理解上是有一定难度的。所以李、杜二人的诗对他们而言难度太大，只有白居易的诗符合了既能够读懂且能照搬模仿的条件，因而深受平安文人的喜爱。 三、白诗中体现出的“闲适”、“感伤”的审美情趣和佛道思想符合了平安时代的文化背景，容易引起文人的共鸣。 白居易的把自己的诗分为讽谕、闲适、感伤、杂律四类，其自叙言：“夫美刺者，谓之讽谕；咏性情者，谓之闲适；触事而发，谓之感伤；其它为杂律。”白居易自己最看重，也是最为人称道的是前期所作的那些讽谕诗，尤以《秦中吟》和《新乐府》出名。他的讽谕诗都是指论时事、美刺比兴的作品。这类诗本来容易使人迷离恍惚，诗人处在政治迫害的危险中，又往往故意写得隐晦曲折，归趣难求。其中，如《歌舞》、《买花》、《卖炭翁》、《新丰折臂翁》等皆是被人们广为传诵的名篇。这是因为刚步入仕途的白居易，对政治有着极高的热情，所以才会注意到租税，进奉，宫女，宦官等方面的事物，才能写出这些反映民生疾苦的讽喻诗，也才能提出“文章合为时而着，歌诗合为事而作。”的诗歌主张。但44岁被贬官为江州司马给白居易以沉重打击，他说自己是 “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早年的佛道思想滋长。在几十年的牛李党争中，白居易始终饱受排挤倾轧，因此早年大志逐渐被消磨，为避祸远嫌，他以诗、酒、禅、游自娱，有感而发创作了平易悠闲的闲适诗，诗歌中处处流露出退避政治，知足长乐的老庄思想以及对归隐田园的闲适宁静生活的向往和洁身自好的志趣。感伤诗中成就最大的当数《长恨歌》和《琵琶行》，其中最为出名，堪称中国古代诗歌杰作的叙事长诗《长恨歌》，是他35岁为周至县尉时作。该诗以民间流传唐玄宗和杨贵妃的故事为题材，加以虚构，写得有声有色。生动动人，被评论家认为是唐代歌行体长诗中最好的一首，在我国诗歌史上占有突出地位。在这首诗里，他敢于批评唐玄宗的荒淫。至有“汉皇重色思倾国”、“从此君王不早朝”等语。后面描写两人之深情，既微有讽刺，又饱含哀怜。说及生离死别的情形，笔锋颇常感情。全诗从曲曲折折的故事中兴起层层波澜，感情充沛复杂，读之给人极大的感染力。 白居易生活在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的时代，统一强盛的大唐迅速衰落，出现大大小小的割据军阀。这和平安时代天皇威权旁落，各地武家政权兴起的社会现实十分类似。但在平安文学当中，很少有人接受白居易那种饱含“兼济天下”之志的讽谕诗。虽然菅原道真在任赞歧守时，曾作《寒早十首》组诗，反映走还人、老鳏人、药圃人、驿亭人、赁船人、卖盐人等社会底层人物生活状况。但作为整个平安时代腐朽没落的贵族公卿阶层而言，他们绝没有兴趣去关系下层民众的疾苦。因而“对于这种直接的政治批评手法，道真根据日本关于诗歌应当具有雅趣风姿的传统观念，大概是不能接受的”。他们欣赏的只是白居易诗中体现的那种追求与自然融合、心物一体的精神，对季节的变迁表现出的细腻把握的特点以及贯通佛道两教的“闲适”、“感伤”思想和充满了沉郁伤感、烟霞风流的情调。这与古代日本人的心性、敏锐的季节感和“物哀”、“风雅”的审美情趣十分契合。同时，由于平安末期王朝贵 2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24020a05cc175527072208f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