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在《故乡》中体现出怎样的情绪？ 对《故乡》的阅读使我越来越无法将作品中的“我”与鲁迅分隔开来。我不认为作品中“我”的所言所行是鲁迅先生1919年12月回故乡搬家时所为，但我却确信作品中“我”的所思所感则是鲁迅先生创作本篇时的内心实感。在精神本质上“我”是代表着鲁迅的灵魂在讲话。 就《故乡》中的“我”而言，它具有三方面的作用和内涵，一是叙述者，即讲故事的人，故事的发生、发展是由“我”来讲述的；二是作品中的人物，故事的发生、发展以及其他人物因 “我”的存在而存在；三是“我”成为客观现实的作者本人的代言，“我”的思想情感就是作者的主观意象。前两者是艺术创作需要的虚写，后者是主观情绪传达需要的实写。虚写是艺术的形式，是实写的铺垫，实写是艺术的意味，是虚写的升华。虚写讲述了一段经历，一个故事，交待了几种人生，创造了一个艺术形象的天地；实写，则将几种人生形象意象化，它直言了作者蕴含于虚写中的情绪和理性判断。《故乡》正是这样将艺术的形式与意味、虚与实有机地融为一体。 清醒地认识《故乡》中的 “我”目的在于准确地把握作品的意蕴。 故乡往往最能够唤起游子美好而温馨的记忆。故乡越近，游子的心越切，但《故乡》中的“我”则不同，“回到相隔二千余里，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去”，一点没有看到引起“我”美好心绪的景致：阴冷的天气、呜呜作响的冷风、苍黄的天底下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我的心禁不住悲凉起来了”。最能给人以心灵慰藉的故乡，此刻竟是如此萧瑟，最难以承受这种悲凉的只能是“我”了。于是，“我”掉进了深深的情感矛盾之中，“我所记得的故乡全不如此。我的故乡好得多了”，他想借此来安慰自己的悲凉。“但要我记起他的美丽，说出他的佳处来，却又没有影像，没有言辞了。仿佛也就如此。”于是他想给自己找到一种心态的注解“故乡本也如此，──虽然没有进步，也未必有如我所感的悲凉，这只是我自己心情的改变罢了，因为我这次回乡，本没有什么好心绪。”“本没有什么好心绪”是真实的情，王国维说“一切景语皆情语”，带着这种心绪看自然之景，只能使本就如此没有一些活气的故乡抹上更加浓重的阴郁之色。故乡的美丽是虚无的、是幻想的、是聊以自慰的“谎言”，而故乡的萧瑟则是实有的、是现实的、是无法回避的真实存在。“我”正是在这种心绪中，踏上回故乡之路的。因此，作品的开首便给读者奠定了一个沉郁的、深层矛盾的情感基调。倘若仅仅是故乡的景致萧瑟，并不要紧。而人的“景致”的失落，才是使“我”感到凄凉的关键之所在。 首先是闰土，母亲一提到闰土，立刻在我的脑海中浮现出闰土那充满活力和生气的少年英雄形象，作者不惜笔墨抒写了少年闰土的淳朴、羞涩、灵气以及我与闰土的兄弟般的友情，并且不无动情地写道：“我这儿时的记忆，忽而全都闪电似的苏生过来，似乎看到了我的美丽的故乡了。”看到这里让我联想到前文“我的故乡好得多了。但要我记起他的美丽，说出他的佳处来，却又没有影像，没有言辞了”。故乡好得多了，可是却记不起美丽的佳处来，而经母亲一提闰土，“似乎看到了我的美丽的故乡了”，倘若不留心，我们很容易忽略这“美丽”中的深层意味，因为前文中的美丽是由故乡的景致所引出，而无论是前文还是整篇作品的确没有写到故乡什么美丽的景致，看来前文所谓的美丽佳处，表面上是想说故乡的自然景致，实际上却是留在我潜意识中的少年闰土的形象。正因为这种潜意识中的美丽佳处是少年闰土形象的记忆（是关于人的记忆），它难以直接由故乡的自然景致引发出来，所以才会“又没有影像，没有言辞了”。实际上，故乡的全部美丽是属于记忆中的而且是仅仅停留在少年闰土身上的。这全文中出现的惟一一次短暂的亮点，不仅没能也无法改变全文的沉郁色彩，从审美感受上看，更反衬并加重了这种沉郁色彩的浓度。故乡的亮点是记忆中的、瞬间的、暂时的，而故乡的暗色却是眼前的、无处不在的，不是吗？ “这些人又来了。说是买木器，顺手也就随便拿走的，我得去看看。”母亲的话提醒“我”，知道来了一伙明是买木器的实乃偷家什的故乡人，而且来过不止一次。 “哈!这模样了!胡子这么长了!”尖利的怪声中俗不可耐的“豆腐西施”杨二嫂已站在“我”面前，一番尖酸刻薄之后，没忘了“顺便将我母亲的一副手套塞在裤腰里”。 启程之日，“来客也不少，有送行的，有拿东西的，有送行兼拿东西的。待到傍晚我们上船的时候，这老屋里的所有破旧大小粗细东西，已经一扫而空了”。总之真诚惜别送行的人少，贪图东西的人多。 悲哀于不动声色中和盘托出! 如果说“我”对以豆腐西施杨二嫂为重点的一班人的嘴脸感到可恶可憎的话，那么，眼前的闰土的巨大变化则令“我”生叹生悲。这里闰土的仿佛石膏像一般的木偶人取代生龙活虎般的少年形象，固然是令“我”生叹生悲的重要因素，恐怕更重要的在于闰土那以“老爷”取代“迅哥”的称呼，以规矩恭敬的态度取代自然欢喜之神情，确乎使我的心灵来了一次巨大的震颤，这彼此间“可悲的厚障壁”使我“说不出话”来，那仅存的一丁点亮点也黯然失色。 回故乡，来时“本没什么好心绪”，走时更感“非常气闷”、“非常的悲哀”。无疑小说《故乡》是作者鲁迅极度失望苦闷心绪的告白。 精神的故乡在哪里？我们的后辈应该有我们所未经过的新的生活，但它真会有吗？眼前的水生正是一个廿年前的闰土，然而今天的闰土变得麻木了，明天的水生会否又是一个今天的闰土；宏儿不是在像“我”想念闰土一样想念水生吗？然而今天的“我”与闰土之间已有了悲哀的隔绝，明天的宏儿与水生之间会否也出现今天我与闰土之间的“厚障壁”。鲁迅希望留住孩子们今天的这一切，但他深知留住这一切的无望。 眼下的鲁迅与闰土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别，但有一点却是相似的，只有生存于艰难苦涩的现实中（自觉也好，不自觉也好）而又看不到希望的人，才更加看重希望，才会产生对神灵与偶像的笃信（富足达贵之人崇拜神灵偶像，目的是为了庇佑今日所拥有的一切，这与闰土的崇拜神灵偶像不可同日而语）。闰土要香炉和烛台，因为他完全可以在崇拜偶像的过程中忘却现实的困苦而得到关于将来的实实在在的精神寄托（尽管在鲁迅看来这是不觉悟的、麻木的、可笑的），但鲁迅的希望、他“自己手制的偶像”，却无法使他像闰土那样陶然于精神的寄托与宽慰。他们都有希望，都有偶像，但闰土的希望与偶像能带给他精神的安慰，只是他不知这希望与偶像是虚无的；而“我”的希望与偶像则无法安慰“我”苦涩的灵魂，只因“我”清醒地知道这希望与偶像是虚无的。他比谁都清楚“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所以他在《故乡》的结尾处不无矛盾地写下心灵的苦涩：“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有一种观点认为：鲁迅的这段话表明只要有更多的人来“走路”，希望就会成为现实的乐观倾向。恐怕这种理解与文本之间有较大的出入，也与作品的整体风格无法协调。以路比喻希望，又说“其实地上本没有路”无异于说世上本没有希望。它并不会因为“走的人多了”而有希望，这种“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其实是一种聊以自慰同时也慰藉他人的“无望的希望”。这种“无望的希望”正是《故乡》的主体情绪。这种“无望的希望”也贯穿着鲁迅先生的一生，我们并不会因此而低估了这位思想和艺术的伟人，相反却从他“‘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却偏要向这些人作绝望的抗战”中深深体会到一种坚定的人格力量和悲剧的壮美。 （选自《名作欣赏》1998年第3期）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300d6260f21dc281e53a580216fc700aba68525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