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与大众传播事业在现当代与日俱增的影响与地位，呼唤着新闻学与传播学学术研究的相应跟进和发展。而只是的传承，学术的繁荣，思想的进步，首先需要的是丰富的思想材料的积累。“新闻传播学译丛·大师经典系列”的创设，立意在接续前辈学人传译外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经典的事业，以一定的规模为我们的学术界与思想界以及也界人士理解和借鉴新闻学与传播学的颈环，提供基本的养料，以便于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作进一步的探究，而不必长期在黑暗中自行摸索。 百余年前，梁启超呼吁：“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学子欲自立，以多读西书围攻。”自近代起，许多学人倾力于西方典籍的翻译，为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建立贡献至伟。然而，由于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相对年轻，如果说梁任公所言戏谑著述“今之所译，直九牛之一毛耳”，那么新闻学与传播学相关典籍的译介比其他学科还要落后许多，以至于我们的学人对这些经典知之甚少。这与处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中国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要求很不协调，也间接造成了新闻与传播“无学”观点的盛行。 从1978年以前的情况看，虽然新闻学研究和新闻教育在中国兴起已有半个世纪，但是专业和学术译者寥寥无几，少数译本如卡帕泊·与斯特《新闻学原理》和小野秀雄的同名作等还特别标注“内部批判版”的字样，让广大学子避之如鬼神。一些如弥尔顿的《论出版自由》等与本学科有关的经典著作翻译，还得益于其他学科的赐福。可以说，在经典的早期翻译媒介方面，比起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心理学等现代社会科学门类，新闻学与传播学显然先天不足。 1978年以后，尤其是20世界90年代中期以来，新闻与传播教育和大众传播事业在中国如日中天。但是，新闻学和传播学是舶来品，我们必须承认，到目前为止，80%的学术和思想资源部在中国，而日见人多势众的研究队伍将80%以上的精力投放到虽在快速发展、但是仍处在“初级阶段”的国内新闻与大众传播事业研究上。这两个80%倒置的显示，导致了学术资源配置的严重失衡和学术研究在一定程度上的肤浅化、泡沫化。专业和学术著作的翻译虽然近几年渐成气候，但是其水准、规模和系统性不足以摆脱“后天失调”的尴尬。 我们知道，新闻学产生于新闻实践。传播学则是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等学科以及新闻学相互融合的产物。因此，“新闻传播学译丛·大师经典系列”选择的著作。在反映新闻学研究的部分代表性成果时，将具有其他学科渊源的传播学早期经典作为重点。我们比不以为所谓的“经验学派、批判学派”和“理论学派、务实学派”划线，而是采取观点上兼容并包、过别上多多涵盖（大致涉及美、英、德、法、加拿大、日本等国）、重在填补空白的标准，力争将20世纪前期和中期新闻学的开创性著作和传播学的奠基性著作推介出来，让读者去认识和关注其思想的原创性及其内涵的启迪价值。 法国哲学家保罗·利科（Paul Ricocur）认为，对于文本有两种解读方式：一种是高度语境化（hypercontextaulisation）的解读，另一种是去语境化（decontextaulisation）的解读。前者力图从作者所处的具体社会语境中理解文本，尽可能将文本还原成作者的言说，从而领会作者的本意；后者则倾向于从解读者自身问题关怀出发，从文本中发现可以运用于其他社会语境的思想资源。 1． 帝国的分类：政治帝国和宗教帝国 2． 伊尼斯认为：西方文明从拼音文字开始到广播媒介为之，走了一段弯路，这段弯路，就是专门化，就是“太过”。他推崇“不过”“万事不过”（nothing over-much） 3． 到公元前5世纪末后半叶，由于文字和个人主义的发展，希腊文化被毁灭了。 4． 伊尼斯的理论贡献1）马克思主义历史观2）以媒介作文明分期：埃及文明（莎草纸和圣书文字）、希腊罗马文明（拼音字母）、中世纪时期（羊皮纸和抄本）、中国纸笔时期、印刷术初期、启蒙时期（报纸的诞生）、机器印刷时期（印刷机、铸字机、铅板、机制纸等）、电影时期、广播时期。西方历史分为两个时期：文字和印刷（简单版本）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3181200d844769eae009ed5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