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教育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教育除与一般教育具有共同的规律外，还具有自身的特殊性。民族教育学就是研究这个特殊规律的一门学科。它从文化背景的大视角来研究民族教育的有关问题。概括地说，民族教育学是研究在多民族国家中不同文化背景的各个民族的教育规律的一门科学。它以不同的民族群体与个体教育(正规与非正规教育)为其研究对象，在探索人类教育的共同规律的同时重点探讨不同民族群体与个体教育的特殊规律及特殊性。民族教育学兼有教育科学与民族科学的双重性质，是一门具有综合性质的边缘学科。它与教育科学中的教育学、教育哲学、教育社会学、教育统计学、教育心理学、教育史、比较教育学、教育管理学等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也与民族学科的民族学、文化人类学、民族史、民族语言学、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民族经济学、民族心理学、民族宗教学、民族人口学等学科紧密相联。教育科学中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与民族科学中的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是民族教育学的理论基础。民族教育学是一门具有重要意义、发展前景广阔的社会科学。它的确立将会对我国民族教育事业的发展，促进各民族的共同进步与繁荣，加强民族的团结具有重要意义。 同教育学以及其他许多人文社会科学一样，民族教育学也是一门以研究对象来命名的学科。作为这类人文社会科学的一个共同特点，研究对象与学科本身的关系一直错综复杂。一方面，研究对象的边界从根本上规定着这类学科的身份认同与制度认同，本学科的从业者必须以本学科的研究对象作为身份与制度识别的标志；另一方面学科发展的内在逻辑又使得本学科的从业者经常跨越到其他学科领地里去寻找新的研究主题，以不断满足本学科知识扩张的欲望。作为教育学科中的一门特殊学科分支，民族教育与民族教育学之间的关系，也一直是教育学发展史上的经典命题。对此命题，不同时代，不同学者通常会有不同的判断。而对于民族教育与民族教育学之间关系的不同判断，往往直接影响着当时民族教育学的发展。如果将民族教育与民族教育学完全等同起来，民族教育学就不可能成为一门学科，而只能是一个实践领域。与之相反，如果将民族教育与民尊教育学完全对立起来，民族教育学同样难以成为真正的教育学，而只会沦为一种形而上学的说教。 南京师范大学的学者王建华认为，教育与教育学之间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教育是永恒的，教育学却是历史的。绝不是有了教育必然就产生教育学，教育学只能在比较进步的历史阶段出现；另一方面，教育是行动、是活动、是实践，教育学只是对教育的一种反思与构想，是一种关于教育的理论。二者分属不同的“场域”与“世界”。一个偏向行动，一个取向理论，二者具有不同的场域逻辑。 一、中国民族教育的历史 中国的民族教育及其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 (一)起步阶段。从新中国建立到1966年，民族教育处于开创、奠基和起步阶段。 (二)挫折阶段。1966~1976年，在所谓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的民族教育遭到了重创。 (三)恢复阶段。1976年~1984年，是中国民族教育的拨乱反正、逐步恢复和发展的阶段。 四)民族教育学的学科建立阶段。984年10月，中国教育学会少数民族教育研究会召开了首次学术研讨会，标志着中国的民族教育与民族教育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学科建立的崭新阶段。 二、中国民族教育学学科建立的历史 （三）中国民族教育学学科建立的理论探讨。 1987年，滕星提出“必须创建一门以少数民族教育为研究对象，探讨在不同文化背景的条件下，培养少数民族人才的理论与方法为研究任务的民族教育学这门新学科。”“民族教育学是民族教育科学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民族教育学是研究少数民族教育规律的一门学科。”滕星还就民族教育学的研究对象作了具体界定，他认为，民族教育学应研究各民族各时期的政治、经济、宗教、文化与教育的关系，要根据我国少数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特殊的居住状态来研究民族教育的学校管理、教学组织管理、教学方法、教学师资、民族中小学生的心理特点、民族语言与教学等重点问题。在1987年，叶志贞也提出：“随着民族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民族教育研究的深入，创建民族教育学已成为历史的必然。”“民族教育应该是专指我国55个少数民族的教育。”“凡旨在提高我国各少数民族文化的教育，统称民族教育。”蔡宝来认为，民族教育学的研究对象可分为广义和狭义两个范畴。前者研究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世界各民族的教育现象及其规律，它是以不同的民族群体与个体教育(正规与非正规教育)为其研究对象，在探索人类教育的共同现象与规律的同时，重点探讨由不同文化背景所决定的不同民族群体与个体教育的特殊现象及其规律。后者研究在一个多民族国家中由不同文化背景所决定的少数民族教育的特殊现象及其规律。 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在全国范围内兴起了更大规模和更加规范的学术研究，从而使民族教育学得以在理论上逐步建立。20世纪90年代，随着民族教育理论研究与实践的深化和扩展，民族教育学学科体系的内容与研究方法也得到了进一步完善，研究领域不断拓展，研究方法逐步规范化、科学化与多元化。1991年，景时春先生主编了新中国后的第一本民族教育学专著，它标志着中国民族教育学的初步建立。 2002年，王鉴主编了《民族教育学》。这些成果标志着中国民族教育学的学科建设和理论体系已日趋完善。 （二）中国民族教育学学科建立的实践过程。 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20世纪末，是中国民族教育深化改革、加速发展的实践阶段。1999年6月江泽民主席发出西部大开发的号令以后，国家迅速投入9亿元用于西部152所高校校园网建设，为民族高校的发展带来了历史性机遇。 （三）中国民族教育学学科建立的标志。 经过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20世纪末10余年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发展，中国的民族教育学已发展为一个独立学科，其理论体系已日趋完善，民族教育学的研究也逐步趋于规范化。其标志大体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出版了一批学科建设专著，二是创办了全国性、综合性的民族教育刊物，三是民族教育研究基地形成了体系，科研队伍不断壮大，研究机构形成了网络。1993年，中南民族大学建立了教育管理系； 1996年，中央民族大学民族教育研究所建立了从本科、硕士到博士层次的人才培养体系； 2000年中央民族大学成立了教育系， 2003年有了民族教育学的博士点。 总而言之，民族教育的实践是民族教育学学科建设的坚实基础。同时中国民族教育学的学科体系，也使中国的民族教育实践上升到科学的理论，而且反过来从理论上保证了对中国民族教育的宏观指导。建立健全科学的民族教育体系与民族教育学的理论框架，是发展民族教育的关键。 参考文献：《中国民族教育及其学科的历史回顾、成就与展望》，胡萍、周兴茂，湖北民族学院学报 《民族教育学学科体系构成及现状》，哈经雄、滕星，民族教育研究 《论教育与教育学的关系》，王建华，大学教育科学 《论教育与教育学的主体建构性》，朱新梅，教育理论与实践 本文来源：https://www.wddqw.com/doc/385f560502d276a200292ef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