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趣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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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言趣谈

中国方言可谓世界一绝。全国书同文,然各地语不同音。 戊戌时期,光绪召见梁启超,梁启超的粤方言将

“苟”,光绪听不明白,彼此不能达意。据说光绪原本准备重用这位 25 岁维新新 锐,擢为侍从之臣,然因难懂广东方言,仅赏六品顶戴,叫他去办大学堂译书 局,也算 “专业对口 ”才“尽其用 ”。 1949 年后,一次政协会上,竺可桢先生发言 因绍兴口音浓重,大家听不懂,只好请人翻译。竺先生慨曰: “我说英语能够走 遍世界,我说中国话却走不出家乡! 1937 9 月,斯诺夫人从延安去黄陵, 中央保卫局给她派的 特务员”乃是来自江西的老红军,一口难懂赣语,

H”成

F”软音读作硬音,陕西农民听不懂他连珠炮似的南方话,反而得由外国女士 来当翻译,真不知谁为中国人。 20 世纪 20 年代,南方学生上北京读书,兜转 沙滩附近租房。房东为求保险,一般只愿租给带家眷者,三两句话谈妥价钱, 会加问一句: “您有家眷吗? ”南方人以为问的是 “家具”,答曰: “家具不是你们提 供吗? ”房东大怒,还有可能动武,已经谈好的租约就这么稀里糊涂崩了,南方 租客还不知道毛病出在何处,不明白对方怎么突然翻脸。 沈从文长期居京,然乡音难改,湘西味儿特重。

“文革 ”结束后,沈从文赴美 “考”说成 “好”,把 “高”说

讲学,其连襟、汉学家傅汉思教授当翻译,常有听不懂之处,只好按自己的理 解“自行”转译。沈从文另一连襟乃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的周有光先生,一次 他对小姨妹张兆和说: “从文的话我有两成听不懂。 ”不料,与沈从文一起生活半 个世纪的张兆和答道: “我只有一成听不懂!

20 世纪 20 年代,鲁迅在广州中山大学执教,学生听课并不踊跃,语言是一 大障碍。起初,选鲁迅课的学生相当多,旁听的也不少。可鲁迅满口绍兴普通 话,粤籍生实在听不懂,听众便渐渐稀下来。

很妨碍交流。上海的暨南大学,

“原来挤得座无虚席的现象,也渐 “同学要跟教授说话,先以国语,

渐变成寥寥可数的冷落现象了。 ”当时国语尚未普及,江浙川湘鄂粤各省教授各 讲各的方言,国语不达意,则改用上海话,如上海话又不适用,那么只好各说各的了。 ”好在 学生适应能力强,无论教授讲什么方言,一个月下来,大致都能听懂,只是最 初的一个月,苦了学生要艰难 “适应”。

20 世纪初,中国驻纽约总领事离职回国,纽约市商会为他设宴饯行,汉学家 夏德教授做翻译。夏德先生身为哥伦比亚大学中文教授,亦不便推辞。然而当 这位总领事起身致辞,夏德教授大为恐慌,因为总领事说的是福州话,他一句 都听不懂。夏德教授又不能向商会方面解释中国方言太多,他一句也听不懂, 于是装出洗耳恭听的样子,默不作声,大记笔记。当领事说完,夏德教授起立 英语译曰:我这次离纽返国,心里充满一喜一悲的矛盾。喜的是即将重返 国,能见久违亲人;悲的是与纽约诸新交旧识从此握别 听,胡适绝倒,直至晚年记忆仍新。唐德刚先生认为这一类的笑话

……如此这般,情文并

茂。当他 “译”完,全场热情洋溢,掌声如雷。胡适在美国留学期间,夏德教授将 这事讲给他


太多,中西方都有,好事者如收集之,可编出一部真实的《笑林广记》,也是 中西方文化交流史上的趣事,甚值一做。

当然,方言的麻烦还不仅仅在于不便交流有碍沟通,更多的时候还是一张 “地 域身份证 ”。一个外乡人,一张口便暴露了身份,遭受当地人的欺负便是常事。 这不,本人乃杭州人,在杭州 “打的 ”、购物、问路,绝不说普通话,更不敢说上 海话。到了上海则尽量说沪话(只敢仿说最有把握的几句),过了长江便操普 通话,为的就是怕被当成 “外地人 ”。说起来,本人很怕去川鄂湘粤,因为不会说 这些地方的方言,生怕被 “杀猪”。20 世纪 70 年代,本人上山下乡于遥远的东北 大兴安岭,在深山密林寒风呼啸的筑路队帐篷里,上海知青时不时掼过来一句 “阿拉大上海,侬伲小杭州 ”,噎得我们杭州知青上不来气。不过,语言问题确实 连着经济实力。工业革命后,英国的炮舰厉害,英语便随着英国的炮舰 “走向世 田” 界 ”。

方言也有相当的好处,有时甚至救命。粤人龚楚参加南昌起义,南下潮汕途 中,于江西瑞金附近的周家排被国民党军抓获。此时,双方主力已经接战,鏖 战正酣,国军营长下令将抓获的 3敌俘 “拖到后面通通枪毙 ”。龚楚此时,不自 觉地感叹道: “唉!想唔到我呢条命今日死乡呢处! ”这些话是用粤语讲的。那营 长一听,忙叫道: “把那个高佬拖回来! ”原来营长也是广东人。接下来,国军营 长与龚楚用家乡话一番对答,居然认了老乡,先松绑,再给 3 块银洋,要他随 副官伙夫先行后撤。

西安事变后,潼关至西安不通客车,东北军、西北军与中央军处于敌对状态。 王炳南的德籍妻子王安娜博士,虽然长着张洋脸,却操一口陕西话,提一只睡 着新生婴儿的篮子,对潼关车站的司机与军警说,丈夫生病,亟须她回去,居 然得到额外放行,只是警告她要当心前面的东北军。一口陕语,居然可过封锁 线。

改革开放以后,粤省得地理之便、占先行之利, “想发财,上广东 ”,一时了 得。于是,那十来年粤语很吃香。 “洒洒水啦 ”毛“毛雨啦 ”炖“母鸡啦 ”(对不起), 到处可闻。火车上、机场里,广东人的声音特响,自我感觉也特好。近日得知, 粤语当时还存 “夺嫡 ”之心哩!粤港民间长期流传着一种说法:民国初年审定

”,粤音仅以一票之差落败于京音。这一本无依据的传言居然还 圈,

得到某些港籍语言学者的附和。从社会学角度,这种 “一票之差的惋惜 ”当然隐含 了方言优越感。二战后,香港因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从一中等口岸迅速跃升 为特等口岸,超过了原来远为发达的上海。经济的优越感带动了方言的优越感。 虽说这是一种可以理解的社会心理,但终究不讨非粤人士喜欢。

形形色色的方言,惹生出形形色色的故事。各地的方言土语,有时好笑,有 时增趣,有时则会让你遇到想象不到的尴尬,有时则能排忧解难、逢凶化吉。 当然,入乡随俗,无论跑到何方圣土,最好学上一两句当地代表性方言,以备 不时之需。

“国

“闯 ”进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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