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临安府的饮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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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临安府的饮食文化

作者: 朱瑞熙

来源:《杭州·生活品质版》 2013年第4



/ 朱瑞熙

南宋是中国历史上社会经济比较发达的时期。与汉、唐相比,尽管疆域较小,而且自建国伊始连遭北方金军的侵扰,到后期又遭蒙元的进攻,直至被元朝灭亡,但由于农业、手工业、科学技术等方面的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在此基础上,人民的物质生活得到了提高,尤其是在饮食上比汉、唐时期的人们得到更多的享受。

北食与南食的融合北宋时期形成北食与南食两大饮食系统,南宋时期临安府的北食与南食两大饮食系统的区分逐步缩小,呈现融合的趋势。北食以麦面制品为主食,荤菜以羊肉为主;

南食以稻米制品为主食,荤菜以猪肉为主。南宋临安府的面食店比前增多,面制食品更加丰富。

北宋末南宋初,北方大批官员、百姓的南移,使南方的风俗习惯逐渐发生变化。首先是在饮食方面,吃面食的人大量增加,南方人也普遍喜爱面食。许多赴任的官员、吏员,经商的生意人,谋生的工匠、路伎艺人,求学和参加科举考试的士子,从军的士兵等,都来到“行在”临安府。尤其是遇各种节日,“湖山游人,至暮不绝。大抵杭城胜景,全在西湖,他郡无比,更兼仲春景色明媚,花事方殷,正是公子王孙,五陵年少,赏心乐事之时,讵宜虚度?”“至如贫者,亦解质借兑,带妻挟子,竟日嬉游,不醉不归。”如元宵节,“公子王孙,五陵少年,更易纱笼喝道,将带佳人美女,遍地游赏。”如清明节,“官员士庶俱出郊省坟,以尽思时之敬。车马往来繁盛,填塞都门。宴于郊者……宴于湖者……,都人不论贫富,倾城而出。”端平二年(1235年),耐得翁撰《都城纪胜? 食店》云:“都城食店,多是旧京师人(按指北宋东京)开张,如羊饭店兼卖酒。……南食店谓之南食、川茶分饭。盖因京师开此店,以备南人不服北食者。今既在南,则其名误矣。”北宋末孟元老撰《东京梦华录》卷4《食店》云:“大凡食店,大者谓之分茶……更有川饭店,则有插肉面、大爊面、大小抹肉淘、煎爊肉、杂煎事件、生熟烧饭。更有南食店:鱼兜子(一种烧卖)、桐皮熟烩面、煎鱼饭。”宋南宋末吴自牧《梦粱录》卷16《面食店》云:“向者汴京开南食面店、川茶分饭,以备江南往来士夫,谓其不便北食故也。南渡以来,几二百余年,则水土既惯,饮食混淆,无南北之分矣。”

南宋四川百姓嗜好吃大蒜,辣椒要到明代才传入。

糖食的增多

沙糖的生产。南宋史绳祖:《习斋占毕》卷4 认为先秦时出现“柘浆”,是“取蔗汁”之始。陆游:《老学庵笔记》卷6 载,唐太宗时,始“以甘蔗汁煎”成“沙糖”。宋代广东、广西、福建、蜀中、江西,皆煎蔗汁为干白沙糖、糖霜(冰糖、石蜜)。各种糖果和甜食。临安府“小儿戏耍”的“戏剧糖果之类”,有行(一作“打”)娇惜、宜娘打秋千(一作“宜娘子秋千”。又标点作“糖宜娘、打秋千”或“宜娘子、秋千稠糖”)、稠糖葫芦、吹糖麻婆子孩儿。又有十般糖、花花糖、荔枝膏、缩砂糖、五色糖。“沿街叫卖小儿诸般事件”有麻糖、缒子糖、鼓儿钖、铁麻糖、芝麻糖、小麻糖、杨梅糖、荆芥糖等。在孝仁坊红杈子,卖皂儿膏、澄沙团子、乳糖浇(一种白糖奶油)。众安桥卖澄沙膏、十色花花糖。太平坊卖麝香糖。庙巷口卖杨梅糖、杏仁膏、薄荷膏、十般膏子糖。中瓦子前卖十色糖。“糖煎尤多担仗抬木架子”,有乳糖鱼儿(一种牛奶糖)、玉柱糖(一种方糖)、杨梅糖等。


蜜煎,有蜜金桔、蜜木瓜、蜜林檎、蜜金桃、蜜李子、蜜木弹、蜜橄榄、昌园梅、十香梅、蜜棖(橙)、蜜杏。雕花蜜煎一行,有雕花梅毬儿、红消花、雕花笋、蜜冬瓜鱼儿、雕花红团花、木瓜大团儿、雕花金桔、青梅荷叶儿、雕花姜、蜜笋花儿、雕花澄子、木瓜方花儿。

五间楼是南宋孝宗时“福客糖果所聚”之地,即临安府专门运销福州、泉州食糖、水果的一个批发市场。五间楼前大街坐铺中瓦前,有虾须卖糖、福公个背张婆卖糖、洪进唱曲儿卖糖、鱼龟顶傀儡面儿舞卖糖、白须老儿看亲箭度闹盘卖糖(一作“千千车”、“轮盘儿”。一种吸引少年射箭中的而奖励糖果的转盘)、标竿十样卖糖、效学京师古本十般糖等。出现了许多用音乐、舞蹈等娱乐来吸引老幼顾客的卖糖摊头或店铺。

朝天门里有朱家元子糖蜜糕铺。

总之,与唐朝人相比,由于沙糖的增产和大量糖果点心的出现,宋朝人更有口福;而作为南宋的实际都城,各地的沙糖和糖果点心源源不断地运销临安府的市场,生活在临安的人们比外地的百姓更有口福。

米食和面食的花式、品种增多面食主要有汤饼、面条、牢丸、馒头、包子、馉饳、角儿、混饨、毕罗、月饼、油饼、蒸饼等。米食主要有各种糕点、团子、圆(元)子、粽子、米果、米线等。

“自淳祐年有名相传者”:临安府保佑坊前张卖食面店、金子巷口陈花脚面食店。

临安府早市,有六部前丁香馄饨,“此品精细尤嘉”。夜市有太平坊口原东京脏三家销售的猪胰胡饼,大内前的卞家从食,街市王宣的旋饼,望仙桥的糕糜。这些“市食点心”在夜间有“顶盘挑架者”,“遍路歌叫”,临安人已经习以为常,但“远方僻土”前来旅游的人便“以为稀遇”。

还有毕罗( 即西餐中的“派”—一种西方传入的面食)、馉饳(即锅贴和饺子)、角子(糖三角和粽子糖)、牢九(原作“牢丸”,即包子、汤圆—为避宋钦宗赵桓的御讳而缺“丸”字的最后一笔)。烹饪技术的提高和著名菜肴的普及“都下市肆名家驰誉者”或“向者杭城市肆名家有名者”:临安府官巷口光家羹、寿慈宫前熟肉、钱塘门外宋五嫂鱼羹、涌金门灌肺。临安府的夏菘鸡毛菜。

每年清明前,临安府各官酒库开煮时,有鱼儿活担。

签,是一种将主要原料切成细丝而做成的羹。宋人赵叔向《肯綮录? 签羹误》载“今人多不识‘鑯羹’字,直写作‘签’,士大夫亦如此。一云‘臉’字。”脸鑯,是许多签的一种。羊头签,是以羊头两边脸颊的肉为主要原料的一种羹。临安府有荤素签、蝤蛑签(梭子蟹)、锦鸡签、鸡丝签、鹅粉签、肚丝签、双丝签、抹肉笋签、奶房签、羊舌签、肫掌签、鸭签、莲花鸭签。

巴鲊,有算条、影戏、盐豉皂角铤、玉版鲊(即鲟鳇鱼鲊)、鹅鲊、骨鲊、旋鲊、寸金鲊、大鱼鲊、桃花鲊、三和鲊、切鲊、饭鲊、红羊巴;银鱼鲊、蟹鲊、糟藏大鱼鲊、雪团鲊、荷包鲊;鱼肉影戏、胡羊巴、黄雀鲊、春子鲊、蚬鲊、藕鲊、冬瓜鲊、笋鲊、茭白鲊、鲊菜、旋炙巴儿、海蜇鲊、鹿肉巴子。南宋末、元初方回说:“‘八珍’之五曰‘捣珍’,以牛、羊、麋鹿、麇脊侧肉,锤以柔之。

吃乃今杭人巴鲊铺所谓红羊巴也。今用猪脊膂肉,柔醢而风之腊干之上。……凡今巴铺,有鹿脯、獐巴脯、鹿条及此红羊也,削而生食,谓之削脯;煨而锤捶之,谓之捶脯、松脯。”


比较详细地记录了巴鲊,原来是用盐、姜、桂等佐料加工、再风干成的肉食和蔬菜,如咸鱼、咸鸡、咸鸭、咸笋、榨菜等。

瓶酒与酒瓶

随着宋代造酒技术的不断提高和酒产量的逐步增加,使越来越多的佳酿涌入商品流通领域,成为大宗商品之一。在酒的商品化和酒文化的发展过程中,酒瓶的大量制造和广泛使用无疑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唐代人们饮酒时,多以升、斗来计量。到宋代,人们虽然在酿酒方面仍多以石、斗来计算,但在销售时普遍以瓶作为计量和计价单位。南宋绍兴二十一年(1151 年)十月,高宗等人去清河郡王张俊家玩,张俊隆重接待。张俊将招待宰相秦桧的食物列为第一等,有烧羊一口、大碗百味羹等,还有酒30 瓶;副宰相的食物列为第二等,有烧羊一盘、各食10 味,酒6 瓶;侍从官等的食物列为第三等,各食7 味,酒5 瓶;环卫官的食物列为第四等,各食5味、酒2 瓶;其余官员的食物列为第五等,各食3 味、酒1 瓶。

社会上对酒瓶的大量需求,使各地瓷窑纷纷烧制酒瓶。各路主管财政的官署转运使司下都设有瓶场,派遣低级武官担任监官。南宋临安府的周围州、县大多设立瓶场或瓶窑。如湖州长兴县官营的造酒场称“和平酒库”,与它配套设置的造酒瓶场称“和平瓶窑”。临安府的官营瓶场,设在余杭门外第三闸。上海还是一个不大的居民点时,就已设有一个官营的酒务,称

“上海务”或“上海酒库”,专门酿造和经销各种官酒,南宋时属嘉兴府华亭县(今上海松江)界。

考古学界命名的“韩瓶”,其实就是宋代普普通通的酒瓶,早在北宋已经使用了。

(作者系上海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中国宋史研究会原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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